杨志杰：《儒林怪史》（尘缘第3章 ）
杨志杰
本文来源于作者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尘缘》，《儒林怪史》是第三章，主要是写作者在社科院时期的生活。
1、俞平伯写红楼梦
“大革文化命”中，学部（社科院前身）曾出现下边的一幕。
某日，以何其芳为首的文学所黑帮队伍正在大院绕场示众，突然从锅炉房里窜出一条彪形大汉，手指俞平伯大声吼道：你是反动权威俞平伯吗？
众人止步看时，原来是烧开水的锅炉工。只见他怒目圆睁，威风凛凛，一副战无不胜的样子。
俞平伯应声答道：反动有之，权威不敢！
大汉穷追不舍：红楼梦是你写的吗？
俞平伯急辩:不是，不是！
大汉冷笑道: 老实交待，到底是谁？
俞正色答道：是曹雪芹，曹雪芹！
大汉怒不可遌，抡起巨掌“拍”的一声，狠狠打了俞平伯一记耳光：好你个反动权威俞平伯，时至今日，还敢嫁祸一个女同志！
振臂高呼：打倒反动权威俞平伯！
众皆愕然，继而愤然，少倾，也都不由自主地跟着这位占领上层建筑制高点的锅炉工高呼口号。
正是：
三千翰林齐装傻
竟无一人识红楼！
2、全民皆疯
且说俞平伯自从被批嫁祸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之后，便不再言语，任凭红卫兵的口号喊得山响，他只在被隔离的灰楼上做他的“复避梦”，造反派也认为这只死老虎没啥油水，很少理睬。
一天，忽听当当一阵锣响，一位自称工人阶级的资料员在走廊上高声呐喊:革命的同志们听者，快到二楼会议室批斗反动权威俞平伯！
大家懒洋洋地搬着椅子到会议室听造反派训话。
只见自称造反派的临时工手晃着几张纸片，声嘶力揭地大声喊道：大家看，大家看，这就是证据，铁的证据，是俞平伯妄图变天的铁证！
我用眼睛的余光扫去，见他手里拿着的是几张稿纸，文学所的稿纸。
造反派扫了大家一眼，又吼道：看看，看看!这本来是我们发给他的稿纸，交代罪行用的。可俞平伯不老实，看看他写的啥？他写了一首黑诗。
他环顾一週，这才清清嗓子，阴阳怪气地念道:
革命口号阵阵冲
黄棉袄儿热烘烘
拼三椅卧南窗下
赢得蒙胧半忽功
诗刚念完，没等训话，下边却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人故意问到：黄棉袄儿比喻甚么？
有人说是指军装，有人说是指阳光，有人说是浪漫主义，有人说是写实主义。再看俞平伯，一直搭拉着眼皮站在那离，不言不语，如木雕泥塑的一般。这下惹怒了一位嘴大如船的造反派，只见他大嘴一张，喷出了一连串的大帽子：甚么这主义那主义，我看他就是顽固不化的封建主义，妄图复避的资本主义！我革命群众给他们稿纸是要他们写认罪书，你猜他写甚么，写变天账！众所周知，北京的胡同早已实现了全城一片红，造反派早就把那些甚么校场啊，报子啊等等四旧的名子，全都扔进了拉圾堆，俞平伯呢，他却象保护宝贝似的把那些封建主义的旧名子都偷偷记录下来，竟然还一一对应，注明它们的来历甚至还想写一本书，名子就叫北京的胡同，请看，他这不是记变天账吗？这不是企图复避又是甚么！
接着，大嘴汉振臂高呼：打倒反动权威俞平伯！
我也跟着举起手来，心里却想着：这老爷子，真敢顶风作案，给后辈留个念想。
要下班了，我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大院门口，烧开水的大汉正敞着怀，翘着腿，蹬着椅子抠脚丫，大汉旁边，高挂着他们刚刚改装的牌子，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牌子被盖住了，上面临时贴了一层红纸，上写：宣传、执行、悍卫、落实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部。
墨迹未干，显然是最新成果。
骑车走到北京站口，见一群佩带红袖箍的中学生正围着交警吵闹。
红卫兵汽势洶洶，
交通警无动于衷。
红卫兵向红绿灯一指：我们不是下了通令了吗？为甚么还不改？
交警一笑：甚么通令，没听说过。
红卫兵：限24小时之内，改变规矩，将原来的绿灯行红灯停改为红灯行，绿灯停！
交警：为甚么？
红卫兵：这都不懂，因为红色代表革命!
交警笑笑：改规矩，我可做不了主，
谁做主？
国务院。
国务院在哪儿？
交警抬手一指：西边，不远。
走！
带头的拉起弹弓，刷的一声，将一处路灯打得粉碎，蹬起车子，扬长而去。
警察摇摇头，望着他们的背影说：疯了！
我也在心里说：疯了，简直是全民皆疯！
3、何其芳与何其臭
文学研究所要“大革文化命”，何其芳自然首当其冲。他是所长，又是黑帮，二者得兼。其实，他是作为反动权威划入文艺黑线的，或者说，他是文艺黑线中的反动权威。
然而，这位权威，从不以权压人而威信颇高。遥想当年，我等尚在南开读书，为写毕业论文，冒然登门拜访，一谈就是半天，以至耽误了他去医院就诊的时间。尽管我等不知高低，提问时言语多有冒犯，他却毫不计较，一一耐心作答。何曾有半点架子！在所里，他从不以所长自居，全所上下，也无人叫他所长，而皆以其芳同志呼之。一次，有位新来的同志口称何所长，竟然引起一阵窃笑。
对这样一位亲如父兄的长者，突然要撕破脸皮，兴师问罪，在文学所确有难度。多亏外单位的造反派见多识广，会输出革命，专门派来小分队扇风点火，终于开成了一个火药味颇浓的批判会。
批判会上，本所同志手臂举得不高，口号有气无力。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喊“打倒何其臭”，这样，既表示了对走资派的仇恨，又避免了提何其芳的名讳。
此招果然有效。一声“打倒何其臭”，全所上下都举手。反正没喊何其芳，臭不臭，看气候。
其实，何其臭，可以说是一切反动权威的“典型共名”，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命运。
何其芳——怎么那么香，这是他们文革前的地位；
何其臭——怎么那么臭，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待遇。
运动开始时，何其芳还不适应从香突然到臭的极大落差，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都仔细看过，他认为，既然是批判，就应该按他过去写的文章那样，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因此，对那些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地批判他理应说明真像，以正视听。所以，他写了许多小字报贴在那些大字报下面，予以澄清，当然，他所得到的是更猛烈地批判，特别是“打态度”。后来，何其芳明白了，现在是造反有理，被反者就不能讲理，也无理可讲，于是他便竞竞业业的去完成造反派安排给他的任务——扫厕所。他每天将厕所打扫的一尘不染，在每个大便池前都公公正正地贴上“便后冲水，注意卫生”的字条，标准的何其芳体。也许是由于习惯的关系，他特别重视每天的“黒帮游行”，只有这时候，他作为领导走在队伍的前面，还可以故意放慢脚步，尽一点保护老专家的责任。有时候，还可以察顔观色，看谁情绪不好，偷偷安慰几句。他最放心的，是他的两位得意们生：毛星和朱寨，他们都是鲁艺的，当年在延安，他当鲁艺文学系主任，他们都是学生。文革前，又一直是自己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哪，一个坚韧不拔，一个机敏果敢，都能经得住考验。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毛星都故意历声高叫：“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声如宏钟，响彻整个走廊。造反派明知道他是在給同伴打气壮胆，因为他背的是主席语录，故也奈何他不得。朱寨更有意思，一次开批斗会，几位年轻人正慷慨激昂，批得上劲儿，他却扑赤一声笑了，问他何故发笑，他和顔阅色地说：“老实讲，现在这场面，我年轻时在延安也都搞过”，年轻人一下泄了气，批斗会开不起来了。至于那些老先生，情况各有不同：俞平伯是早就被运动过了，经过大风大浪，又是死虎一只，造反派不会太下工夫；钱钟书，一向远离政治，埋头箸书立说，虽然也已经被宣布打倒，但念及他还在旨导毛选的翻译工作，连乔冠华也常向他请教， 想上边也不会对他怎样。只是那吴世昌，想是在英国呆得久了，对国内的政治运动不大习惯，这几天情绪有些不对——
何其芳边扫厕所，边将老专家们最近的情况在头脑里过了一遍，突然听楼道里吵吵嚷嚷，把他从沉思中警醒，急忙前往看个究经。
走廊上，吴世昌正和造反派大吵大闹。
吴世昌指着为他糊的纸冒子对制作者说：“请问，这上面写的甚么？”
“封建士大夫哇，怎么，你不服？”
“甚么士大夫？明明写的是土大夫，封建土大夫！”
“土大夫，士——奧，土大夫，土大夫怎么啦，土大夫还能当赤脚医生呢，比你反动权威强百倍！”
“不，我不能戴这顶帽子！
“甚么？反了你啦？！”造反派瞪大了眼睛。
“对，我不能接受，不能让错别字强加在我头上，顶着错别字的帽字招摇过市!”
吴世昌越说越激动，这位在英国生活了20多年的红学家，情急之下，竟然叽理古鲁说了几句英语。造反派还没反应过来，吴先生早一把扯下高帽子，将土大夫採在脚下，一边踩，一边大叫：我就是不戴，就是不戴!
这一声呐喊，喊出了他淤积在心理的全部愤满，喊出了这些天他忍无可忍的一切屈辱！
何其芳惊呆了！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4、老同学的遭遇
帽子事件发生之后，造反派被控制得更严了。吴教授遭到更激烈地批斗，被戴上了重新制作的高帽子，比原来的更高、更难看。不过，帽子上的“封建土大夫”被偷偷改成了“封建士大夫”，士字的上一道还拉得特别长，大概是隐身秀才的主意。
大门口“宣传、执行、落实、悍卫”的牌子也拿到了传达室，不知是为了保护革命文物呢还是怕来串连的人见了这个特色招牌会哑然失笑。
当其时也，造反派对批斗老家伙已觉索然无味，他们要将革命引向深入，要抓破坏运动的黒手，要抓隐藏在群众队伍中的反革命，而且，这些坏人的根子就在中央，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里不愧是意识形态的最高学府，它象前线指挥部一样随时推进着全市的运动。王、关、戚不断向他们安插在几个研究所的哥们传达中央文革的意图，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便会及时地在秀才们赶制的大字报中体现出来。
正是：学部动一动，搅乱北京城。
有人说，高校的五大领袖，不过是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而学部，才是足智多谋的翰林院。
于是，到学部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各色人等，都能在这里得到需要的信息。
不知从何时开始，黒帮游行已经成了点缀运动的花絮，熙熙嚷嚷的人群，无不想从林琅满目的大字报中各取所需。
一天，我刚贴完一张大字报《一个小野心家的沉浮》，是讽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的，贴完，洗手，站在那里欣赏。有几个人挤过来，边读边抄，说很像他们单位的某某，我听了正有几分得意，忽觉有人拍我的肩膀，扭头一看，大吃一惊：
“炳达，您怎么来啦?”
程炳达，我南开大学同宿舍的老同学，多年不见的好朋友。
“来看大字报啊，怎么，不欢迎啊？”
炳达还是老样子，浓眉大眼，一口仓州土话，一句一个微笑。不过，今天笑容似乎有些免强。
我让他到办公室，他说，办公室人多，问宿舍远不远？我说，不远，就在建外。
于是我领他来到建外宿舍。
落座，献茶。我边倒水边问：“你不是分到北京京剧团了吗？那可是样板团，你在学校就爱唱京剧，这可天随人愿了吧！”
他润了润口，摇了摇手:“甚么天随人愿！先别说说我，先说说你，我问你，你们这大机关，是怎样对待老干部的？”
“都一样，揪出来，打倒，至少也要靠边站。”
“老干部呢？就这样束手就擒了？”
“面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他有反革命的两手：一种是顺水推舟，有问必答，你的调子高，我比你的调子还高，撑得你无话可说。举个例子，张闻天知道吧，曾经的总书记，现在是我们经济所的研究员。那天我们奉命去经委礼堂去参加一个批批斗孙冶方的大会，会上突然点名要张闻天上台陪斗，原因是孙冶方包屁了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此前我还没见过张闻天，随着主席台上的吼叫，应声从我旁边的座位上站起一个老头，书包一提，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当时我心 想，这老头往前走得真不是时候，不料他竟直上了午台。原来他正是张闻天。台上喝问：你是何时何地反对毛主席的？答：从遵义会议以后，卢山会议之前，经常有不同意见。问：刘少奇主持会议让你坐主席台，是不是对你的包屁，张闻天从容作答：不是，我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座主席台是会议的规矩。主席台一时无语，只好改审他人。还有一种态度，叫装聋作啞，概不回答，以不变应万变。杨献珍知道吧，著名的合二而一论者，是专和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对着干的，现在是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前天在首都剧场开他的批斗会，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直到散会，戴着一身行头就往外走，戴着高帽子，满脸纸条子，旁若无人，勇往直前的走向公共汽车，你说老爷子该有多大的定力！”
“嘭”的一声巨响，桌上茶水四溅，程炳达拍案而起，怒目圆睁：“这哪是甚么批判，明明是丑化革命麽！”
糟糕，程疯子的脾气又犯了！
在学校，他就是有名的得理不让人。同学中他学习好、劳动好，可就是入不了团。原因是他总不向领导汇报思想，不肯靠近组织。炳达不服，他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团员的标准，你不批准，自己批准。於是，他每月洗澡时都多交5分钱，算作团费（当时团费的标准是每月5分），这样，他就成了全班唯一的自封的共青团员。
现在，这位编外团员正义愤填膺的发出质问：“为甚么要这么搞？为甚么要这样对待老干部？又是批陈毅，又是批贺龙，要吧这些为革命抛头卢洒热血的元帅、大将都一个个打倒，这，这不是卸嚰杀驴吗？”
我大惊失色！这个炳达，他所讲的可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啊！
我忙示意禁声，炳达不听，只是压低嗓门，斬订截铁地说：“老实讲，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告别的。”
“告别？为甚么？你要到哪理去？”我又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是这样”，炳达平静地说，“你知道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刚才讲的那些话，我都写到日记里了。”
日记？哎呀，你这不是要授人以柄吗!
不仅如此，我在日记里还说了江清的坏话。
“你，你写了甚么？”我预感到凶多吉少。
“我还在日记中写道：主席为甚么要找江青，她比杨开慧差远了！”
糟了，糟了，犯了忌了，你可犯了当今的大忌了！
日记呢，毁掉，赶快毁掉！
毁不掉啦。
为甚么？
抄走了，昨晚我被抄了家，日记全抄走了。
抄家？谁抄了你的家？
我们团的造反派，沙家浜造反兵团。
一个群众组织，凭甚么要抄你的家，他们这是侵犯人权！
“侵犯人权？”程炳达冷笑一声，“现在，他们会讲甚么人权，他们念念不忘的是造反有理，就是他们怎麽干怎么有理！”
完了，完了，看来炳达兄真的要大难临头了！我双手一摊，跌坐在椅子上。
忽然，我灵机一动：跑吧，赶快跑吧！我有一个发小，在太行山区，我写封信你投奔他去，可保无虞!
炳达摇了摇手，正色道：今天我找你来，不是来求救的，也不是要避难的，我是来看望一下老友，告个别，恐怕今后就没有机会了。
显然，他早已看清了未来的命运，但要勇敢地向前走去。
炳达走上桥头，又回身向我挥手，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泪水模糊了双眼。
5、回家
就像老一辈从何其芳一夜变成了何其臭，程炳达从青年才俊一下跌落成反动分子，跌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工资没有了，户口没有了，老人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十分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位贤惠善良的爱人和那颗坚强的心。
妻子安尉他：“炳达呀， 想开点儿，不就是多说那几句话吗，今后咱就少说点不就行了吗，大不了咱就埋头种地，反正村里也没把你当成坏人。”
是啊，他是程村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村里一直没把他当外人，发达的时候没有，落魄的时候也没有。昨天，押送他的人一走，大队长就拍着他的肩膀说：“爷们儿，别怕，不就是日记上写了几句话吗，咱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有推翻共产党，为啥就成了反革命？咱村那个小学教师倒是哭着喊着要闹革命的，还叫嚷着要造反，就在前面那座影壁上贴了一个通报，说是要夺大队部的权。俺们理都不理，照样下地干活。他天天坐在院里翘着二郎退拉二胡，书也不教了，孩子放羊了，谁会听他的！
一股暖流涌上了炳达的心头，他觉得，回到村里，好像又回到母亲的身边，畁子一酸，滚滚泪珠，掉了下来。他紧握着队长的手，哽咽着说：“老叔，我确实没做过坏事，我是冤枉的！”
“知道！，知道！”大队长压低嗓音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啦！”
程炳达又一次眼睛湿润了。想不到在如此偏僻的农村能遇到推心至腹的知己，想不到一个最基层的干部能够有如此胆略。多少天来，他第一次呼吸到这样新鲜的空气，他深深吸了一口，把长期淤积在胸中的圬诟一下子全呼出来！
啊，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你不仅给了我温暖，而且給了我力量！
大队长放声大笑，又拍了拍柄达的肩膀：“小子，回家了，要廷起胸膛做人。咱村里正需要你这样的秀才，眼下就有一个光荣的革命任务等着你完成，怎么样，敢不敢接？”
“您说吧，老叔，甚么任务？”程炳达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自从被打城反革命以来，他只有接受刑讯逼供、低头认罪的份儿，好久好久没有谁给他布置任务了。
“你看，是这样”，大队长拉着炳达，走到影壁墙前，指着墙壁说，“这墙上，本来是请到咱村搞四清的高教授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可运动一来，小造反（就是那个要夺权的小学教师）就说这是反动权威写的，不能留。那天趁我们去公社开会，偷偷産掉了，贴上了他那个夺权声明。现在，他那个狗屁声明是撕掉了，可是字却没法灰复，只剩一面白墙，你这个文化人看看，能不能写上一条语录，或是画个啥画啥的？”大队长用期待的眼光看者炳达，希望他能做出点特殊贡献。
炳达明白大队长的良苦用心，望着影壁沉思了一会儿，试探地说，“画个毛主席像怎么样？”
大队长喜出望外，双收一拍，高兴地说，“你小子会画主希像，那太好了，画好了給你记一大功，划不好也没关系，咱再改成语录。”
炳达信心满满地说：“放心吧老叔，我在学校画过。”
大队长正要鼓励几句，忽见小孙子满头大汗跑了过来，气喘圩圩地说：“爷爷，不好啦，小造反带人闹事来啦！”
6、投诉无门
程炳达因为反对江青，惊动了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他大笔一挥，把程炳达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立即逮捕入狱。
当时炳达正新婚不久，作为民办教师的妻子正有孕在身，噩耗传来令她悲痛欲绝，她拖着笨重的身子来北京到处奔走，希望能为无辜蒙冤的丈夫讨回公道。
作为挚友，为炳达洗去沉冤我义不容辞。
我们将字字是血的申诉书到处呈送，连信访处的人都熟悉了，开始时板着面孔，听都不听；到后来深表同情，爱莫能助。总之：毫无进展！
听说我们大学时期的班长在中央文革工作，我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机关的大门，警卫战士把我盘问个底儿掉，终于恩准我进了接待室。
到底还是老同学，大班长真的很给面子，他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话匣子，从合作写小说到早晨读外语，从抢占图书馆到讲解古汉语，东拉西扯一发而不可收。我终于见缝插针找到了一个机会，刚说了一句程炳达——他立刻摇手制止，沉下脸来，跟刚才的涛涛不绝，判若两人。
“请不要提他的名子，我不认识这个同学，奉劝你也不要插手，免得引火烧身！”说时，脸色铁青，冷若冰霜。
话不投机，扬长而去。
我又跑到红霞公寓，去找一位刚刚“解放”的老领导。
这位前辈，本来也被打成了黑帮，最近因工作需要，被结合进市里的领导班子。
老爷子认真听了我的申诉，沉吟半晌，慢条斯理地说：“材料，可以转；情况可以问，是否有用就很难说了，现在咱名义上是个副手，实际上咱就是聋子的耳朵——配搭”。
没过两天，老爷子主动来电，叫我马上去一趟。
“是不是炳达有救啦？”兴奋之下，我禁不住脱口而出。
对方却回答的得有气无力：“甭问了，见面再说。”
我满头大汗地跑到红霞公寓，却兜头被浇了一瓢冷水。老爷子把材料退了过来，临走，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查过了，这事儿是谢亲自批的，动不了啦！”
在前辈面前，我禁不住难过地哭出声来，我断断续续的呜咽着说：“难道——难道公安部长就可以颠倒黑白，随便抓人？为甚么，为什么造反派明明抢了国家档案，他硬说是革命行动，老实人讲了几句真话，却被打成反革命抓起来？”
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啊，你们都还年轻，不懂得政治斗争。这件事，到此为止吧，好好安慰家属，别再上告啦，免得再节外生枝。”
从红霞公寓出来，我的两退象灌了铅一般，沉重地迈步，不知道是怎样走到家的。
后来，程炳达的家庭更是连遭不幸。老母亲到北京探监，没有看到儿子，却见有人拿着一件血衣从面前走过，她以为儿子已经不在，当下便急火攻心，气绝身亡！他爱人因为进京告状，来往奔波，不幸早产，孩子腰折。程炳达本人，由于最终也没找到背后支持他的黑手，打不成反革命集团，只好“从轻”发落：开除公职，发配回家，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改造。
程炳达出狱之后，看到家中糟到如此悲惨的变化，痛不欲生。凤雨交加的夜晚，炳达跑到腰折儿子的坟头上放声痛哭，他拜过母亲的新坟指天发誓：江青、谢富治，我跟你们誓不两立！
7、倒谢风波
小造反带着临村借来的闲汉，橫眉竖眼，双手插腰，大叫大喊：走资派赵老嘎听着，北京的遭反派指示我们，加强对现行反革命程炳达严格鑑管，只准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动。但敢违抗命令，罪加一等，谁敢包庇，一律同罪。
老队长冷笑一声：“小子，别净拿大话吓人。我明确告诉你，队里已经决定由程炳达完成一件重大的革命任务，敬绘毛主席像。此处是革命重地，谁冲击，谁坐牢！民兵队长，把这几个反对革命领袖的小毛戝抓起来！
黒塔般的民兵队长，应声赌在门口，端起步枪，目露凶光。
小造反扭头就跑，边跑边回头乱叫：“你们等着，镇压革命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老队长远远扔过去一句：小子，回家拉你的二胡去吧！
回头对程炳达说:别理他，这小子隔三叉五就来闹一下，成不了气候，咱们干咱们的。
程炳达回老家的消息，我在北京也听说了，是那位前辈告诉我的。
老爷子打电话要我过去，我料到会有大事，急忙蹬车前往。
他早早在客厅理等着，满面红光，一脸笑容，完全不同于往日。
“听说你那位老同学已经放出来了，你知道吗？”
“放出来了？他咋没来找我？”
“他是被押送回去的，怎么找你！”接着又愤愤不平地说，“明明是无罪释放，他们还死要面子。”
我说：“本来就是讲了句真话嘛，弄得他家破人亡！”
老爷子站了起来，在客厅里来回度步，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就这一句话，就要处人家极刑，真是无法无天！要不是主席批评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恐怕他们还不肯收手。你这位老同学也不会无罪释放了！”
他突然停住脚步，盯着我问了一句：“对于打倒王、关、戚，你们学部有甚麽反应？”
“王力跟学部联系不多，关锋、戚本禹与历史所、哲学所关系密切。他和谢富治关于陈里宁有一个讲话——”
一提谢富治，老爷子急忙摇手：“谢是中央领导，又是我们的直接上级，不能妄加议论，那是非组织活动。叫你来，就是先打打预防针，万一你们那里有甚么风吹草动，你千万不要参加。”
我虽然嘴上答应，心中却不以为然：为甚么对这个人就不能说不？为甚麽他有错误就不能批评？
回到家里，夜不能寐。我把谢和戚关于陈里宁的讲话反复对照，两人一起讲的，几乎毫无二致，都异口同声地硬说这个反革命分子是革命左派？现在，戚本禹被揪出来了，为什么谢富治还稳如泰山？特别是程炳达这样的案子，凭甚么一句话就把人打成反革命，这是哪家的王法？!长期以来，他把不满江青的人压得抬不起头来，谁牙蹦半个不字，就会被折腾的死去活来。在北京，一直存在着一股倒谢的暗流，只等着有人开第一枪。
下半夜，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摊开纸笔，奋笔疾书，转眼之间写成了一份几乎给我带来灭顶之灾的大字报——《两个变色龙，一对小爬虫——评谢富治、戚本禹的一次讲话》。
次日凌晨，学部不约而同地帖出现了两张倒谢的大字报：一张贴在一号楼前最显眼的地方，高屋建瓴，势不可挡，题目就叫《炮打谢富治》署名野战兵团；一张贴在文学所门前，就是我起草的这张，署名尽朝辉兵团。
学部又一次成为全市关注的中心。来看大字报的比肩接踵，万头窜动，人满为患。门口存自行车的老太太乐得合不上嘴，说一辈子没收过这么多存车费。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两天，江青亲自出马讲话说：谢富治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一锤定音，风云突变。
自行车少了，广播车来了，汽车的长龙在大院绕场一周，排着队摆到了长安街，广播车全喊着同一个口号，大标语一直刷到天安门，“誓死保卫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谁反对谢富治就砸烂他的狗头！”喊声震天，杀声遍地，到底是官方领导的统一行动，远非民间的散兵游勇可比。
两张大字报成了反动标本，署名的群众组织面临灭顶之灾！
我觉得应当廷身而出，承担政治责任，便写了一个郑重声明，贴到原来的大字报上。
郑重声明
这张大字报是我写的，如有不妥，由本人负完全责任，与组织无关。
杨志杰 年 月 日
某日，我正在办公室独坐，忽然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张晓翠慌慌张张跑来，气喘嘘嘘地说：“小杨块跑，有人抓你来了，现在正在我们办公室打听你在何处，尹锡康先稳住他们，叫我先来给你报信！”
我站起来刚刚要走，几个彪形大汉已经堵在门口。
“这是杨志杰的办公室吗？”为首的一条汉子问。
我点点头，反问一句:“请问找他有什么事？”穿工作服的胖子不耐烦地说：“我们找他算账！”
文学所有两个门，我向左一指，说：“刚刚下楼。”
几个人气势洶洶地追了过去。
我漫卷诗书，忙从右边夺门而出。
后来听说，法学所的叶维均被打得遍体鳞伤，被装进蔴袋深夜扔在了三里河，炮打谢富治的作者李敏生，躲进下水道里才得幸免于难，比起他们，我已算得天独厚了！
8、南 下
何其芳时期的文学所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全所开会，二楼会议室，老专家坐一边，年轻人坐一边。老专家一边的椅子是摆好的，年轻人一边的椅子是自带的。两边人数，大体相當。后来，何其芳变成了何其臭，老专家被打成反动权威，而且与日具增，越来越多的反动权威被揪出来关上三楼，於是，老专家的一边越来越少，最后只剩王伯祥一人。此老向来奉公守法，与世无争，除了一部厚厚的史记选似乎也鲜有其他言论可寻，因此得免一坑之儒。王老逢会必到，而且提前端坐在四周空无一人的太师倚上，白发美冉，一言不发，以此可见中国的最高学府还在保存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在三楼，何其臭们的队伍却越来越大，完全可以天天开学术委员会。何其芳、钱钟书、俞平伯、余冠英、蔡仪、毛星、朱寨等等，一个不缺，每天必到。虽然他们不能在这里探讨学术问题，但在老所长周围，似乎还可以呼吸到当年的新鲜空气，私下里甚至有人对何其臭以其芳同志称之。尹锡康，延安时期的老干部，第一批赴苏留学生，温文而雅，人缘极佳，因为是文学评论的编辑部主任，也被按级别打成了保皇派，后因实在无罪可批，难以激起民愤，只好同意将她解放，回到革命队伍。当时，上三楼意味着“揪出”，下二楼意谓是“解放”，尹锡康从三楼下到二楼，茶杯忘在原处，便不再去取。当时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而揪上三楼的邓绍基赋诗一首道：
谨小慎微尹锡康
无辜打成保皇党
有朝一日得解放
不敢上楼拿茶缸
工、军宣队进駐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3楼、2楼统一编制，不再叫所，统称五连。无论是群众和权威，统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下好了，这几年，学部两派，打也打了，闹也闹了，最后还是闹了一顶共同的“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里有一位青年，是工宣队领导的发小，对打成“分子”颇为不服，去找发小理论，说：“当年咱们一起高中毕业，你学习不好，没考上大学，分配到工厂，现在到这里来领导一切，我因为学习好考上大学又苦读了五年，现在倒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公平吗？”领导使劲儿吸了一口烟，痛痛快快喷了一个烟圈儿，眯着眼睛说：“没办法！人的命，天注定，谁叫你当年看不起我来着！”发小甩手而去，临走仍下一句：“这个分子，谁愿当谁当，反正我不干。”
不干也得干。反正进了学部，就是掉进资产阶级的大染缸，怎么洗也洗不净。
在一次学习会上我发牢骚说：“现在我们都到了而立之年，可除了胡子立起来了，别的又立起来甚么？现在，何其芳臭了，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来，何其芳又香了，我们又没有知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猪八戒招镜子，理外不是人！”
工宣队立刻驳斥：“不准为何其臭翻案！”一连批了我好几天。
说归说，干归干。宣传队决定到河南办干校，我立刻报名打前站。
所谓打前站，主要是押运行李，为首批到达的老人安排住处。因为按上边指示，这次是连锅端，不能拖泥带水，所有的人都要走。
我和徐兆淮负责行李押运，要提前三天动身。
行李车是临时挂的，随时要給正点货车让路，而且只能夜间慢行。
这是一节闷罐子车，我们不能须庾离开，因为它说走就走，因此我们吃和睡都在车上，甚至连方便都就地解决。
借着小站的灯光，似乎看见车箱里有红光闪动，我悄悄爬过去，突然按亮手电，仔细查看，原来是俞平伯行李上绑着的红布条。
我不禁哑然失笑：这老爷子，到了这般时候，还不忘出门避邪！
车行三天三夜，终于到了信阳。大队人马直接去干校，我陪俞平伯等老人暂住地区招待所。
9、俞平伯的公馆
也许是长期未与群众平视，俞平伯和我谈心，开始还有些局促不安，直到我提起我的导师华粹琛，老先生才顿时活跃起来。华先生是著名的戏曲专家和红楼梦研究专家，又是俞先生的得意门生，两人还是刎颈之交。
“老华，他怎么样，最近好吗？”老人家两眼放光，十分关切地问。
我说：“华先生很好，最近还专们到北京来了一趟，说他们要下干校了，趁放假来看望几位学生。他还特别问到了你的情况，我说你正在集中学习，他说，那就带个好吧，不去看他了，免得给他带来麻烦，被人家又说成黑帮串联。华先生还再三叮嘱，一定要请你把心放宽，像我们的系主任李何林先生那样。对造反派的批斗，李先生一直淡然置之。他和教授们都被剃了阴阳头，有人还要拍下照片，以示羞辱。其他人多埋下脸来，羞将真面目示人。李先生却昂首挺胸，正视着镜头对拍照者说：洗出来请給本人一张，留作纪念。拍照者一下像泄了气的皮球，原来居高临下的姿态一下矮了半截。”
俞平伯不住点头，其中有对李先生的赞许，也有对华先生的感激。
自50年代挨批以来，俞平伯早已“开口不谈红楼梦”了，今晚却破了例，和我聊起《红楼梦》来。
我问：“以您看，红楼梦的高潮在哪里？”因为现在评样板戏，大家都讲矛盾冲突。
俞平伯的回答令我吃惊，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高潮，红楼梦没有高潮。像生活里一样，从锦衣玉食到瓦灶绳床，是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
“您的意思是，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
“也有理想啊，很好的理想。象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却写得那样的好诗，还不理想？不过大家都不觉得。”
老先生确有独到见解。
看看天色已晚，请老人家早点休息。问他一床薄被够不够，在北京该放暖气了，信阳是黄河以南，不放暖气。
“不冷，不冷，我不怕冷！”他申申脚说，“你看，我现在还没穿袜子。”
我一看，可不是么，他真的还光着脚，穿着一双布鞋。
我问：“要不要准备点预防感冒的药啊？还有阿司匹林甚么的。”
他连连瑶手：“不用，不用，我从来不吃西药，只相信中医。”
真是一个倔老头。
“不过，我还真有点非份之想，请你帮忙！”
哈哈，老头也有求人的时候。
我忙问：甚么事，尽管说。
老爷子脸有点红了，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你能不能跟宣传队反映一下，到了干校，给我们老两口分配一间房子，多小都行。”
“放心吧，一定尽力而为！”
俞平伯连连拱手谢过。
次日早餐，俞平伯和老伴互相搀扶着赶往餐厅。由于突然增加了许多人，餐厅人满为患，买饭要排长队。老伴让老头先坐下等着，自己先排队买稀饭。眼看老伴端着稀饭颤颤微微往回走，老头忙迎上前去接碗，凳子却被别人拿走了一个，於是老两口便在那里让来让去，非让对方坐下不可，引得全饭厅的人都不住赞叹，一位年轻人忙将自己的凳子搬过来。
军宣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真的在村里找到一间单独的草房，只是年久失修，需要整治。消息告诉了俞平伯，他喜不自胜，连催快搬。
一辆卡车向东岳集驶去。车上满装着行李、二老，和我。我本来坐在老两口中间，打算万一出现闪失，好拉他们一把。老爷子示意我让开，他要和老伴坐在一起。车到中途，俞平伯打开一个漂亮的铁桶，拿起一个小勺，舀了一勺肉松，大大方方地送到夫人嘴里。此情此景，使我想起宝黛在潇湘馆里的一幕。
俞夫人果然手脚利落，转眼间就把小屋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明机净。俞平伯决定买些好吃的东西，祝贺乔迁之喜。见集上有卖虾的，便问:“怎么卖？”“4毛5。”俞平伯数了10只虾，交了5元钱，转身就走，摊主喊，“老大爷，找钱！”俞平伯大手一挥，“别找了！”乐呵呵的回到家里。
其实，这虾是4毛5一斤，被俞平伯当成4毛5一只了！
俞平伯一时兴起，一连从集上买回两捆竹干，叫附近正在玩耍的孩子们象征性的扎起一圈篱笆。环顾小院内外，颇为幽静喜人，虽不比他原来住的老君堂，倒也确似农家乐，有点“悠然见南山”的味道。
好久没唱昆曲了，俞平伯此时感到心头难得的敞亮，不由得亨起了他所喜欢的《牡丹亭》，
“袅晴丝飞来闲庭院——”
屋外，孩子们正唱着新编的儿歌：
高级手表高级糖
高级老头住茅房
茅房搭起高级墙
高级小曲使劲唱
唱着唱着，环顾四周没人，拔起“竹竿”就跑，几分钟就吃掉了。原来，俞平伯所卖的不是竹竿，而是甜竿，就是北方的甘蔗。没几天，篱笆墙便成了顽童们的腹中之物。
派出所通知干校，那位高级老头，现在可成了东岳集的名人，你们可要注意他的安全。
不久，俞平伯就搬了家，搬到离工地不远的小学校。
10、我当采购员
干校地处息县，一马平川，确是白手起家的好去处。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量减员，这里地广人稀，我们的到来，并没有带来人口的拥挤，反而刺激了市场的内需。比如烧砖，本来这里的砖窑早已大多息火，现在又纷纷冒起烟来，甚至供不应求了。
因为要盖房，要大量盖房，虽然年富力强的学员可以练习自制土坯，但板砖仍是不可或缺之物，为此，各干校都派出得力人马，到处抢购。
军宣队长把我叫到席子搭建的临时办公室里，郑重其事的对我进行了一次谈话。
“经组织研究，决定交給你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到附近各地去买砖。”军宣队长非常严肃地说。
我的头脑嗡的一下，连忙推辞：“不行不行，我从未做过生意，恐怕难以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
“就这么定了，你是河南人，熟悉本地情况，应当不会辜负组织的信任。”
我想辩解，我虽祖籍河南，但已离家多年，况且我家在豫北，到这里是两眼一抹黒，可是，看着军宣队那说一不二的样子，知道大局已定，那就免为其难，当一回采购员吧。
我骑上自行车，用了半天的时间，终于找到一家砖窑。窑主似乎很不情愿地接待了我。
“哪个单位的？”窑主并不抬头，也不让座。
“学部。”
“学步”，窑主在纸上歪歪扭扭的划了这两个大字，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不错，学步，倒廷革命的，符合干部改造的身份。”
“你单位原来的名子叫——”
“就叫学部，啊哲学——”
没等我把话说完，窑主突然气乎乎的站起来，一脸怒气地旨着我说：“咋啦，小看我呀，看我们小地方的人没见过世面？连国家各部的名子都不知道？你到三里五庄去打听，谁不知道我万事通。就你胡编个名子也骗得了我？告诉你，俺的砖，农业部、商业部、团中央，早就订完了，不会买给啥小门小户！”说完，扭过头去不再理我。
我也气得拔腿出了房门，只听砰的一声，门关上了，背后还飞出一句话：“连递烟都不懂，还来买砖！”
啊，明白了！原来问单位名子是借题发挥，关键是我没给他敬烟。可我这个人，从来烟酒不沾，因此也不会想到给人敬烟。看来要学这门公关的基本功。
我忙到公社小卖部买了两合大前门，作为公关的礼物。
跑了几个小时才找到第二家，管事的是大队会计。他倒是挺客气，胖乎乎的像一尊笑佛。他笑眯眯地望着我：“来买砖的，好哇，今天来了好几家啦，冶金部要支援我们拖拉机，农业部要支援我们好大米，你看，你们部能支援我们甚么？”说玩，仍然笑咪咪的望着我。
我们有甚么呢？只有草，还是毒草！
我张口结舌，答不上来。
笑佛儿倒挺客气，两眼仍然眯起笑着说：“没关系，等有了条件你再来！”说者，连推代让的把我送出了门。
骑上自行车，我才发现，口袋里的大前门竟然忘了拿出来。
我真有点相信那个没考上大学的工宣队长了，怪不得他们来领导一切，臭老九不行，小九也不行。
我几乎失去了信心，掌灯时分，我还是推开了第三家窑主的门。开门的是个30多岁的青年，膀大腰园，大汗淋漓，看样子是刚干完活。
他热情的把我让进屋里，我忙掏出大前门，请他抽烟，他笑着拒绝了，说“不会”。
我说，“不会你也留下吧，不然我就白买了。”
那青年不明白我的意思，可也没有再拒绝。
“你是哪个单位的？”
又来了，我气不打一处来，一口气说出好多不代标点的话：“我是学部文学研究所的要来买砖我们没有拖拉机也没有大米只有草还是毒草——”
我想赶快结束这不愉快的一天，回去辞职不干。
青年见我讲得语无伦次，不知就里，但有句话他是听清楚了：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所？是何其芳的那个文学研究所吗？”
“是啊，是啊。”
“太好啦，太好啦！”那青年站起来，深情的张起双臂，朗诵起何其芳的一首诗：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凡有生活的地方
就有快乐和宝藏
啊， 想不到在这理遇到了知音。
青年说，他是个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上了信阳师范学院，前几天回家探亲，帮爸爸烧几天窑，明天就要返校。他说，他不但喜欢何其芳的诗，还爱读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他把其中的贾宝玉论、林黛玉论都抄在本子上，有空就读。我说，蒋和森也在干校，等你再回来我负责引荐。青年感激不尽。
说到买砖，青年说这事包在他身上，他这就叫爸爸来办手续。
我自然千恩万谢地去了。
11、五七干校五大员
经过一段艰苦努力，我们终于盖起了两栋土坯大房，大家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干校是军事编制，文学所是五连。根据“以文治文”的原则，连长由文学所原行政科长郭全宝担任。郭科长是位转业的侦察兵，文化不高，是个活宝。
上任伊始，郭连长就召集全连训话：“同志们！从今天起，在这块阵地上，我们都要经受盐酸的考验！”
“盐酸的考验？”下边的五七战士窃窃私语，始而茫然，继而恍然，原来是老郭把严峻读成严酸了！
一位女同志吃吃笑着说：“报告郭连长，盐酸考验咱可受不了，那可是要毁容的呀？”
一位年轻人调皮的叫道：“我愿与郭连长一起接受盐酸的考验，大不了变成沈丹萍，咱就在这中原大地古战场来一段夜半歌声！”
老郭环顾四周，一脸严肃，正色道：“大家都不要笑，我们的严峻考验，就是要严到盐酸的程度！”
人们还想笑，可又有点笑不出来了。
在干校，和五七战士一起经受盐酸考验的，还有文学所著名的五大员。
他们是：
饲养员何其芳
邮递员钱钟书
供水员吴世昌
保管员吴晓玲
炊事员蔡仪
（排名不分先后）
何其芳这个饲养员，其实就是个猪官，是专们养猪的。这时的何其芳，已经不再被称为何其臭，虽说他现在从事的工作确有点臭不可闻。可学员们已经公开叫他何其芳甚至偷偷叫他其芳同志了。
何其芳真不愧当过所长，在盐酸的考验中他的猪场也办得相当出色。他养的猪，头头能做到一吃、二睡、三排队。先说吃和睡，何其芳的猪买自四面八方，虽说生来都是好吃懒睡，但是，习性虽同但习惯各异：有的睡了吃，有的吃了睡，有的爱吃干，有德爱喝稀，要做到饮食起居，整齐划一，干稀搭配，各取所需，确非容易。但何其芳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做到了。再说排队，何其芳手下的大小猪仔们，简直可以说是一只训练有素的队伍，令行禁止，全听他那一声浓重的四川口音。每晚九点，全干校都能听到一个标准的川音高喊：圈—喽——圈—-喽，于是，正在散步的猪崽们都会争先恐后地奔回猪圈，即使正在与情偶耳鬓撕摩者，也会弃之不顾。何其芳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不是靠暴力，而是靠心力，就像《红楼梦》所说的“猪喜亦喜，猪忧亦忧”。
逢年过节，正是猪场做贡献的时候，也是何其芳很难过的时候，当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猜拳行令，不醉不归的时候，何其芳却借口胃口不好，悄悄躲了起来。
有好几天听不到圈喽圈喽的喊声。干校之夜，好像少了点甚么，人们的心理好像少了点甚么——
五大员中，钱钟书是兼职最多也是工作调动最频繁的一个。他烧过开水，管过工具，最后又被委以重任——成了专职的邮递员。让他当邮递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在老专家中相对年轻，刚60来岁，尚能经得起邮局和干校之间的往来奔波之苦，二是网开一面，让他鹊桥相会，顺路能抽空看望夫人杨降。在此郑重声明，钱钟书从未假公济私，从未顺路看过杨降，要去，都是正式请假。
那时的钱钟书，真像传说中的绿衣使者，他每天按时定点将从邮局取来的报纸和书信分送給有关人员，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特别是书信，友人和亲人的书信，在这样的环境里，它是可贵的慰藉和温馨。有一次，钱钟书正在热情洋溢的分发来信，突然一位宣传队的领导闯了进来，只见他抓起报纸，转身就走，撞翻了桌上本来摆得整整齐齐的书信。钱钟书小心翼翼的一封封检了起来，抬头再看那位强者，却在雨水中滑倒了。钱钟书说了一句：“腊月债，还得快！”
他没说指的是谁，
都知道说的是谁。
吴晓玲教授是专职的保管员，管理着全连的劳动工具。他拿出在研究工作中整理资料的本事对工具进行分类编号，掀一、掀二，锄3锄4，井井有条。谁要甚么工具，他立刻笑容可掬地送上前去，其表情之丰富，令人想起他和侯宝林合作的相声《戏剧与方言》。
吴世昌教授是烧开水的。他负责的锅炉上永远挂着“不开”的牌子。有人来打开水，见水不开，转身离去。如是者三，心生狐疑，询问为何久烧不开？教授道：水至一百度乃沸，谓之开，百度仅刹那而已，为节约煤炭，我旋即将火压住，则此水已不足百度矣！”或问：“此水能饮否？”答曰：“若饮，可也；若问开否，则非也！”众人皆来打水，教授苦口劝曰：“吾之月薪400余元，日烧开水两炉，君之饮水，每杯比牛奶还贵，千万节约用之。”
众笑离去。
美学家蔡仪，是位火头军，专为厨房烧锅炉。村里一个叫狗蛋的小孩经常找他来玩，打得火热，久而久之，逐渐成了忘年交。一天，蔡仪对狗蛋说：“哥们，有件事(ˇˍˇ) 想～跟你商量，行么！”狗蛋说：“中啊，干啥都听老伯的。”蔡仪思忖良久，才端祥着狗蛋的头说：“看你这个头，一个男子汉，却留了个小小辫，不太美。”
“伯伯，你说咋办吧，剪掉它咋样？”狗蛋心中暗喜，他早就想剪掉这根辫子了，省得同学老开玩笑。
英雄所见略同，嘁哩喀喳，辫子被剪掉了。
拿出镜子照照，精神抖擞，满面笑容，果然与拖着个小辫儿的狗蛋不同。
蔡仪痛痛快的呼了口气。狗蛋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
不料，吃过晚饭，狗蛋娘却拉着狗蛋吵上门来，哭着大闹：这小辫，是为了孩子好养活才留下的，现在被干校剪掉了，你们得赔!
我暗暗想：咱们的美学家，该怎样“从生活的散文中抽出诗来”！
有去过学部五七干校的吗？遥想当年，我们吃着何其芳养的猪肉，读着钱钟书传递的家信，喝着吴世昌烧好的开水，用着吴晓铃保管的农具，啃着蔡仪蒸好的慢头——此情此景，如在昨日；苦辣酸甜，冷暖自知，这种“盐酸的考验”，今后不会再有了。我有时想：这不是红色，也不是黑色，而是杂色。
12、戏抓516
五七战士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改造自己，二是改造别人。改造自己靠劳动，改造别人靠运动。劳动，就是向工农兵学习，争取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运动，就是向对立面群众开刀，争取給他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简言之，就是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前者颇有成效，后者收效甚微。但是，运动是干校的主要任务，是重中之重，于是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不断加强运动的力度。
运动的具体内容，就是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
可以这样概括文革：前期，走资派遍地走；后期，516处处有。用运动群众的办法搞群众运动，怪事随处可见。
我们这一派是长期受压的，随着王、关、戚的倒台，才得以重见天日。我们总想出出这口恶气，因此相信对立面存在一个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大小头目，都应该是这个组织的各级骨干，都应该被揪出来。
蒙军、工宣队信任，我被吸收进516专案组，参加为516头头办的学习班。一天，有位同志汇报他们的学习班有了重要突破，这个头头交代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具体活动。交代人说，他们从云南运机关抢到北京准备政变，一下飞机，接机人看到机枪吓得舌头申了出来，好久缩不回去。这份交待的漏洞显而易见，带着机关枪怎么能上飞机？因为已定为重要突破，无人敢提异议，便被作为向其他人“政策攻心”的重磅炮弹，其结果可想而知。
谁交代，谁就是态度好，交代越多，态度就越好，就越能受到优惠待遇，于是就有人开始胡编乱造，无中生有，凡是他认识的人乃至他听说的人都写进了他发展的黑名单。结果他的队伍越来越多，群众队伍越来越小，他们的交代每突破一次，群众的人数就少一次，甚至出现“早晨给别人办案，晚上被别人办案”的情况。
为了追求震慑效果，宣传队还亲自导演了一出为516画像的闹剧。
会前，一位积极分子被叫去面授机宜，叫他率先发言，为516分子画像，使人一听就感觉似乎说的是谁，又不能确切指出是谁，等气氛造足了再突然将谜底解开，一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叮嘱：此事严格保密，泄露一律同罪。
要开会了，五七战士都被集中在大席棚里聆听宣传队教诲。
宣传队讲话：今天我们要揪出一个隐藏很深的516分子，先请积极分子为他画像，大家猜猜他是谁？
积极分子发言：我奉命給516分子画像——此人
尖嘴缩腮
（台底下的人都下意识的将腮帮鼓起来）
个高腿长
（台底下的人都恨不得把腿缩进去）
笑话连篇
（几位口吃的人解放出来）
常出洋相
（范围已经缩小到爱好幽默的几个人）
积极分子说完落座。
大家都不说话，心里都在猜测：可能是他。
他开会前还讲了个笑话，说外地人到北京来，被公交车门夹住了屁股，大叫：司机开门，夹住聢了，司机笑道：北京人不叫聢，叫屁股。售票员问：到那儿下车您哪？外地人道：安屁股门！
众皆大笑。
看来，这次他虽未被门夹着屁股，倒是被火烧着屁股了。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对号入座，他早已知道要揪出的人是谁，但他仍然稳如泰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他问心无愧，自己不是516！
直到宣传队高喊他的名子，他才慢慢站了起来。
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文革后，他移居奧大利亚，再也没有回来！
13、头托儿
在干校，我和蒋和森成了莫逆之交。
还在大学时期，读了他的《红楼梦论稿》，我就赞叹不已，深为他那优美的文笔所吸引，文革一开始，他因为是修正主义苗子而成了逍遥派，便经常来我家做客（我就住在所办公室的后边，来去很方便）。我称他老蒋，他叫我小杨，无话不谈。
老蒋胃不好，拉掉三分之二，只好少吃多餐，因此一进门常常二话不说，先找饼干。到了干校，我们同住一个集体宿舍，床对着床，往往一直聊到深夜。
老蒋是“多愁多病身”，常回北京看病，医院开了病假条，领导却不准，原因是军宣队领导是部队的卫生队长，他认为胃出血易做假，吃把韭菜就能得。
老蒋的病是真的，回来后还是不能干活，领导倒不勉强，叫他能干多少干多少。别看老蒋讲话慢条撕理，为人可是柔中带刚，从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不愿当病号被人照顾，决心要找事情做，而且要是大家急需的事情。
干甚么呢？理发。当业余理发员。
当时，干校离县城太远，来去差不多要用一天时间，理发还要排队，因此很多年轻人成了“长毛”。
“你看，我自告奋勇，当理发员，怎样？”有天晚上，他悄悄问我。
“好哇，你能当理发员，可解决了咱们的燃眉之急，保证能受欢迎。”尽管我使劲儿压住嗓门儿，还是禁不住高兴的笑出声来。
他忙示意我噤声，附到我耳边说：“先别高兴，现在我还不会理发！”
“废话，不会理发你当甚么理发员，这不胡扯吗？”我一下泄了气，扭过身躺下，不再理他。
老蒋仍笑嘻嘻地道：“就是因为我不会理发，才找你呀！”
“找我干什么？”
“当我的托儿！”
“甚么？”我翻身坐起来，瞪大眼睛盯着他，“你让我去骗人吗？说你会理发，结果是骗人的，不会！”
“哪里，哪里，你我哪能干那种事儿！说白了吧，我就是想拿你的脑袋练练手。”
“练手？”我摸摸脑袋。
“对，练手！”他眼巴巴地看者我。
思之再三，我终于一拍脑袋，下了决心，“好吧，既然你敢练手，我就敢献头，当你这个头托。说吧，甚么时候开始？”
“择日不如撞日，咱就明天开始。”
“好！”
“不过还有个条件。”
“真啰嗦，我这个受害人都同意了，你反倒要讲条件？”
老蒋笑笑说：“因为我是初学乍练，所理发型，可能不太美观，你一定要先戴上帽子，暂勿示人，待我们修改完成，再公开展览。以免有损我等声誉。”
我笑道：“你本来就是白手起家还讲甚么声誉！”
老蒋道：“那不见得，要干，就要干的最好！”
可以想象，和许多初学者一样，老蒋第一次就把我理成了一个赖利头，但老蒋并未因此罢手，而是像修改文章那样，一遍一遍地改。有好几处，他左右端详之后说，先长几天，再改。
终于我们都比较满意了，我这才摘掉帽子。
刚一亮相，果然引起了轰动，不少人殷勤相问：你这发在哪理的，理发员姓甚名谁？我自然以实相告，伙伴们无不称奇。
初级目标实现了，老蒋计划向更搞的目标冲击。他要挂牌，要创理发馆的品牌。
开始想叫老蒋理发馆，又觉不妥，恐怕被人误解，改为和森理发，贴出启示，讲明免费理发，全套服务。人们奔走相告，大受欢迎。
我也颇为欣慰，觉得这个“头托儿”，没有白当。
我給蒋和森还当过一次托儿，不过那次没当成功。
文革之后，一位音乐学院的女生，听了蒋和森红楼梦的演说，如醉如痴，禁不住給他写了一封信，表达羡慕之情，蒋和森大为感动。但怕夫人不快，问我如何处置？我当即表态，再有信来，可寄我处（那时我已调文化部），保证代转。此后，那女生果然频频来信，我都立即照转，老蒋舍不得将这些信烧毁，竟全部珍藏起来。后来，终于被夫人发现，哭啼啼找上门来。信上的地址和姓名，都写的是我，我自否认不得，嫂夫人在倒谢时对我有报信相救之恩，岂能做对她不利之事！
如今，蒋公已经作古，也许夫人早就原谅了他；知我罪我，任凭嫂子发落！
14、军营里的苦恼
连长：“立正！最高指示——
众答：“要抓紧！”整齐划一，响彻云霄。
这是五连战士早晨出发和劳动归来必然要喊的口号。是每天集合和解散都要出现的一幕。
其实，这是把毛主席的指示庸俗化了。毛主席的原话是：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如今，学习不要了，政策不要了，只剩抓紧。
抓紧甚么呢？
脱坯盖房、耕地种粮、乃至俞平伯搓麻绳、钱钟书送书信等等，都要抓紧。于是，剪头去尾，保留中段，便能各取所需，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是当时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普遍做法。正如我们写文章时要引用名人格言，标出许多黑体字一般。但是，这种方法“有效，也有限”，干校的事情，虽然处处都在抓紧，群众是努力了，运动却没有搞好。“分子”越来越多，骨干越来越少，“突破”越来越多，真话越来越少，于是上级决定，将干校舍弃，搬到军营，只抓革命，不促生产。
学部干校从东岳搬到了明港的军营，集中精力搞运动。
上级对运动抓得更紧了，群众的思想却更散了。
军营离明港五、六里路，每周学员们都排着长龙去赶集。并不都是为了买花生，有的只是为了看一眼北去的火车。
火车是开往北京去的，北京不断传来各种消息：有的激动人心，比如各部委的干校都粉粉解散回到北京，恢复了工作；有的冷水浇头，听说康生有令，吃皇粮的书生，一律不准回京。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我们这些只会耍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如果今后不能再写文章了，还有何用？！
悲观的气氛弥漫在军营上空，有的給亲人写信说:“我们的单位在军营，我们的军营是炮（泡）校”；有人说：“我们是部队编制，代号是1157（遥遥无期）。”
有人要回北京出差了，这可是盼望已久的大好机会。大家粉粉给家人和亲友带口信，表达自己的思念。图书资料室主任汪尉林却把出差人叫到旁边，悄声交办了一个特殊任务。
“有一本书，请您到所里图书室查一下，看有没有？”汪尉林说。
“查书？你不是号称成书在胸吗？文学所的几万册书，都在你心里装着，还用我查？！”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在文学所，别的不敢说，要说到书，几万册善本书都是我老汪亲自经手采买的，就凭我这记性，岂有不知之理！”
“是啊，那还叫我查什么呢？”
汪尉林沉吟少顷，才悄声说道：“是这样的，听说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何典》，其芳同志想查一查，我说所里没有此书，可钱先生说有！”
“那到底有没有哇？”
“没有，我认为没有！”
“那不结啦！”
汪尉林吧眼一瞪：“不行，现在说“有”的是钱先生，是钱钟书！他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这本书他见过，很薄，就放在第几排第几格的书架上。”
“是不是钱先生记错了，是他在别的图书馆看到的，他经常去别的图书馆。”
“所以才请你回去查一查。我和图书室的荒芜商量好了，如果没有，你且不要声张，免得坏了钱先生的一世英名，只要他请客便是。”
“如果有呢？”
汪主任一笑：“万一真有，你就吧书带回来，我愿请客，荒芜亲自掌勺！”
一周之后，出差人回来了，带回一麻袋东西和一厚打书信。麻袋里装满了点心和糖果，都是亲人们捎来的。他喊着名子，细心地将礼品送到各人手里。
麻袋眼看见了底，一直没有叫到我。
礼品已经分完了，还是没有叫到我。
人们都高高兴兴的散去，只有我痴痴地站在那里。
出差人抱歉地说：“我到你家去了，问带甚么不带？说不带。我还启发他们，就不带点进口货？你岳母说，不带了，告诉他，在那儿好好锻炼吧！”
我无言以对，神色茫然地站在那理，恨不得有个地缝也钻进去！
出差人走过来，小声对我说：“别难过，待会儿有人请客！”
说着，他向汪尉林走去，从怀里掏出一本《何典》。
这件事，钱先生从不炫耀，也从未对外人言。
15、一字师
不管康生和江青一伙多不高兴，学部的五七战士终因周总理直接过问全部回到了北京。
走时连窝端，回来家难安。好容易在七号楼挤出一间办公室，我们一家五口才有了落脚之处。
楼下住着钱钟书和杨绛。一间房住着两位大师，可见学部人才济济。
我的两个孩子都很小，哥哥3岁，妹妹1岁，正是闹人的时候。特别是儿子小牛，每天半夜，都哭闹不停，捶床顿足，越哄越哭，邻居送号牛魔王。我想楼下的老两口饱受牛魔王的折魔，一定苦不堪言。次日凌晨我取奶归来路过二老门口，偷眼观看他们是否面有怒色，眼前的景象使我大吃一惊：牛魔王兄妹正在接受杨绛奶奶的款待，吃着面包牛奶，交谈甚欢。我急招儿女近前，令其今后不可再来叨扰，无效。子夜，儿子哭闹如故，次日，奶奶款待亦如故。
那时四人帮已到强弩之末，他们对知识分子玩起了怀柔政策。
迟群亲临学部讲话，他们把原领导和老专家招集起来，假门假氏地对着麦克风大喊道：“何其芳来了吗？我从小就读过你的论红楼梦。”
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何其芳。
何其芳只动了动身子，没有站起来。
领导见状很不舒服，认为：这些老家伙不好对付。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终于出现了“国宴事件。”
宣传队接到一个请柬，指名要钱钟书参加国宴。领导大喜，认为这是实施“怀柔”的大好时机，便兴冲冲的送去，准备接受蒙恩者的无限感激。不料事与愿违，钱先生竞婉言谢绝，请柬被当场退了回去。理由很简单：“怕闻烟味！”
用如此轻松的理由拒绝那样崇高的荣誉，在领导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不仅使他没有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且讨了个极大的没趣。回到办公室，他拍桌大骂：“給脸不要脸，真乃反动至极！”
其实，文革开始，就有人想给他扣上更大的帽子。有张大字报说，在学部第四次委员扩大会上，他明知道主席接见却提前退席，这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钱先生连夜写小字报澄清：一、组织者只说会后有重要活动，并未说是主席接见，我是被通知参加会议的，而会议已完成全部议程，我有权不参加会议之外的其他活动；二、第二天听广播才知道主席接见后又和吴世昌谈了40分钟，当时我想，如果我在，主席就会找我，可见我是很想让主席接见的。同样是以小博大，同样是寓庄于谐，钱先生就是这样将对方的雷霆万钧之势化为乌有。
钱先生住房的走廊里，摆了一排图书室的铁书架，若两人对面走来，需侧身才能过去。我常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钱先生房间出来，侧身而过时又感到好生面熟。我问：此人是不是乔冠华？钱先生以实相告：是他，常来商量毛选翻译的事情。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还坚持进行毛选的翻译，要说对毛主席的感情，比起那些空喊口号的人何止强过百倍。对那些无理的批判，这该是最有力的回答，但钱先生从不提起，从不以势骄人。
批判四人帮时，我曽写过一篇文章《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在人民日报头板头条发表，各报转裁电台广播，赞美声不绝，我也颇有些得意。钱先生老远便叫住我说：“小杨，你那篇文章，观点我都赞成，只是有一个错字。”原来文章末尾我引了一句唐诗“江间波浪兼天涌”，把兼错写为间了。虽是一字之差，却已拗之千里了。
这个错字，我门改了几遍没看到，报社的三审都没看到，钱先生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不仅是细心，还有关心。一字之师，犹如冷水浇头，使我清醒了许多。
16、一篇文章的遭遇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涌现出来，其中不乏批判官辽主义的佳作。我和《文学评论》的彭云倩同志合写了一篇文章交《上海文学》发表，题目是《反对官僚主义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使命》，文章结合作品分析当代官僚主义者的特点是：推、拖、捞。不料此事惹下了大祸。
上海一位资深的宣传部长在第一时间读到此文，大发雷霆之怒，他拍案而起：
“拖、推、捞，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这样的吗？”下令立即组织文章对该文进行批判，同时上报中纪委，请关注这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正在积极参与《文学评论》的复刊工作，大祸临头，浑然不知。
一位前辈深夜跑来找我，神色慌张地说：“你闯大祸了，还跟没事儿人似的。告诉你，《文汇报》对你要进行连续批判了，文章都已备齐，大样都拼好了，只等一声令下！”
“为甚么？我何罪之有？”我茫然道。
“还不是因为那篇文章，反对官僚主义。你说你好好的去反对甚么官僚？”
“主席都说官僚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为什么不能反？”
前辈是我的恩人，在他面前，我向来无所顾及。
前辈略一沉思，叹口气说：“你还年轻，不懂政治，不是甚么坏事都可以反的。亲娘打孩子，外人就打不得。”
“外人？我也不是甚么外人哪！”
“可你是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哎呦，怎么工宣队手里的帽子到处都有人用啊！
“孩子，你不要不服，不要钻牛角尖！武训传，办义学，对不对？胡风反周扬，错不错？还不都照样打成反革命？记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对前辈似是而非的理论，我确实不敢苟同，不过此时也无心辩论，只是问道：“这件事，您看会是怎样结局？”
前辈沉吟半晌，方道：“很难说，这就要看你的造化了。听上海的老战友说，本来文章就要发了，你在文汇报工作的一位老同学说，事关重大，是否先了解一下作者的背景再说，他也是编委，再说现在毕竟不是文革以前，还是慎重一点为好。于是就同意先来了解情况，听说已到北京了。”
奧，怪不得某报社的朋友今天嘱我要办事低调，原来如此。
前辈走后，我一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设想着各种可能的结局：像“倒谢”那样疾风暴雨式的砸烂狗头，可能性不大，但口诛笔伐的批判恐怕在所难免。而“倒谢”的影响是一阵子，而这次可能会影响我一辈子！
形势的发展似乎不如想象的那么坏。文学所主持工作的荒媒同志鼓励我大胆多写文章，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文章以示支持。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跟我谈话说：“我告诉他们，杨志杰说的是重要使命，不是唯一使命。”这话让我吃了定心丸。
最重要的是中纪委的态度。
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黄克诚问他的夫人唐隶华：你们所有人写了一篇反官僚主义的文章，这个人表现怎样？唐隶华是我们的副所长（文革后调到近代史所），我舅舅和舅妈都是她的老战友，她自燃以实相告。
一篇文章引起的轩然大波，就此落下帷幕。
痛定思痛，我时时在想：如果各级领导对我都不支持，结果会是怎样？如果上海那位资深部长是中宣部长甚至中纪委书记，我的命运又会怎样？更重要的是，近些年，贪官们为何会成群结队冒出来！
看来，作家要自己的历史使命很难；批评家要坚持这样的使命，更是难上加难啊！
17、两个口号
那位资深部长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长期以来执行的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四人帮”时期，虽然他们搞的是反革命政治，但其文艺方针却没有变，仍然是为政治服务。不过他们为之服务的是反革命政治，所以搞的是阴谋文艺。资深部长从牛棚里放出来，重操旧业，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维护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对于目光敏锐的作家揭示的官僚主义漫延的潜在危险，他认为决不是当前政治的需要，因此必须口诛笔伐。
作家的神圣使命，在於预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为政治服务却往往要求作品只服务于当前政策。这组矛盾，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严重束缚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连中南海的影壁墙上都大书特书“为人民服务”，唯独文艺不能提“为人民服务”，而只能提“为政治服务”。如提“文艺为人民服务”，“文学的人民性”，就是“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十七年中连续批“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以及对山水诗的批判，对“写熟悉生活”的批判，都是如此。其结果是题材越来越窄，优秀作品越来越少，连巴金、老舍、曹禺这样的大家都因写不出作品而苦恼，其影响可以想见。
“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政治服务”，是不同范畴的两个口号，前者是对服务对像而言，后者是对政治需求而言。有人将“为政治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混为一谈，其实是不对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是讲的服务对像，不是讲的政治主张或政策概念。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工农兵是社会主体，主席那样讲，其实际和效果都没有错。
文学是人学，凡是以人为服务对像都是行得通的，以概念和政策为服务对象则行不通。
可以朔源到19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当时周扬他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则提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与之针锋相对。”“国防文学”是概念，是政治，“大众文学”有主体，是人民。
历史已经证明，鲁迅是对的，周扬是错的。而周扬之所以错，不仅在於其内容之狭隘，而在於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艺术的规律。然而，周扬并没有真的认错，解放后又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将其推行到极致。
可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严重束缚了作家的创造力，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纠正。
于是我和蔡恒茂斗胆合写了一篇“文艺为政治服务质疑”，呈院长胡乔木同志审阅。
胡乔木很快派秘书打电话来，约我们下午见面。
我还是第一次单独和乔木谈话，谈的又是如此重大的问题，难免有些紧张。他把我们让到沙发上，自己搬把椅子坐到对面，和颜悦色地攀谈起来。
“我基本上同意你们的观点。”乔木同志说。我悬着的心一下落了地。本来我是准备挨顿批评的。
接着，乔木离开稿子侃侃而谈，纵论文学史上的历次思想斗争，并对当前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太阳和人》等发表了精辟的意见。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有时我也禁不住发表意见，完全忘记了我是在和院长谈话。直到掌灯时分，这才把话打住，他做结论说：“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既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应该纠正。”尽管和我们的看法有一定距离，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天，文学所领导陈荒煤向我们要谈话记录，我当时只顾谈话，竟然一字未记。幸亏蔡恒茂做了详细纪录，才免强交了差。
后来，我把稿子修改后寄给了人民日报，李希凡立即找我去，他问：“你为甚么碰这么大的问题？”我说乔木也同意的，他说：“乔木既然同意，他为甚么不写文章？”我无言以对，便将稿子要回来，寄天津《新港》发表了。
最后，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算是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划上了句号。前半句讲人民，后半句讲政治，皆大欢喜。借用胡乔木的一句话，这样提法，仍然“既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小平在此后的讲话中还说过：甚么是社会主义，连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的事情，怎么服务？
还是为人民服务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8、告别翰林院
那是一个雾气腾腾的早晨，在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的老同学靳庆和来访。他向我倾诉了他工作中遇到的苦衷，我虽百般劝慰又不得要领，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罢了，罢了，现在咱们是隔行如隔山，你的事，我干不了，我的事，你也干不了！”
当时，我也正走背字，心情十分恶劣。
事情是这样的：时任团中央书记的陈昊苏发起一个青年文学会，邀请胡石英（胡乔木之子）和我参加筹划。我邀请当时全国比较著名的青年作家与会，记得有将子龙、冯骥才、叶文玲、张抗抗、郑万隆、王群生、铁凝等。会议开的很好，大家围绕青年读者中存在的问题和作家的责任踊跃发言，最后选举陈昊苏为会长、胡石英等为付会长，杨志杰为秘书长。还准备聘请王蒙、孟伟哉等中年作家为顾问。这个会本来是团中央主办、青年研究所承办的，最后不知为何责任都落在我头上。昊苏給我写了一封长信，说这个青年文学会暂时先不办了，非常遗憾，以后有机会他还要促成此事。我想，不办就不办吧，但我要对特别邀请来的外地朋友一个交代。不料，文艺圈里开始有人散布流言，说杨某人分裂作家队伍，搞非组织活动云云。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我一向安分守己，何曽有半点越轨之处，为何凭空掉下炸弹，蒙受这等不白之冤！
有人劝我向领导说明，有人主张在会上澄清。我之为人，向来是受苦、受累，不能受气。受了冤枉怎么办？要么暴发，要么出走。现在想想，这也是没有修养的表现。
事有凑巧，正在这时我看到《北京晚报》发了一条消息：青海省长黄静波到北京招揽人材。
美丽的青海湖，巍巍的昆仑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何不前往一试？！
我找到翠名庄中组部招待所，打听青海省长黄静波。门卫将手一指：“那位正在上楼的领导，就是黄省长。”
黄省长，一位满面慈祥的忠厚长者。听说我志愿到青海去，黄省长立即表示热烈欢迎，又是倒茶，又是让座，接着便滔滔不绝地介绍当地的情况。末了，笑眯眯地盯着我的眼睛问：怕不怕苦？
我说：不怕！
“这就对了！”黄省长把手一拍，“年轻人么，就是应该胸怀大志，到边疆去闯一闯！”
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黄省长沉思一会说：“根据你的情况，有两个单位比较合适，一个是政府办公厅，一个是文化厅。你的意见呢？”
我脱口而出：“那就文化厅吧，和我的业务对口。”我竟然还想和业务对口，你看当时有多幼稚。
“好，你就去文化厅。文化厅长也是北京新调去的，叫孟伟哉。”
“孟伟哉，就是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孟伟哉？那可是我的大师兄！”我高兴的几乎喊出声来。
“对，就是他”，黄省长笑笑说，“你可以找他好好谈谈，商量一下回去怎么干！”
我连声称是，高兴而去。
对于我去青海，有两种相反的意见。我大学的一位老师坚决反对，他生气地说，“你们写了几篇好文章，还受到华主席的表扬，得到社会的认可，正应该好好做研究工作，偏要去搞甚么行政，真是鬼迷心窍了！”
大师兄自然欢迎我去，我两经常长谈到深夜。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下定决心：去！
临行前，我去南沙沟向一位老前辈告别，忽听辈后有人喊我的名子，回头一看，原来是钱钟书先生。
回到北京以后，已经不像在干校那样能和先生朝夕想见，只听说他和俞平伯等一级研究员搬到了南沙沟，不想今天能在这里偶遇，自是高兴。
钱先生拉着我的手，郑重其事地说：“小杨，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我忙说：“不用客气，先生尽管吩咐。”
在我记忆里，钱先托我办事还是第一次。
钱先生说：“请你告诉所里的同志，叫我当文学所的所长，我不当，最近却当了副院长。不是我嫌所长官小，而是乔木到我家来了三次，一定要我挂个副院长——”
我一边答应，一边笑着说：“您放心，所里决不会有人认为钱先生是想当官之人！”
看来，钱钟书先生决非贪图名利之人，但唯重“不图名利”之名。连钱先生这样的大儒都怕被人误解，何况我等凡夫俗子！
我顺便告诉先生，我要离开社科院，到青海去。先生颇感意外，但并未劝阻，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说：“小杨，你这一去，文学界少了一位专家，社会上多了一个官僚。”
走出社科院的大门，我禁不住频频回首：
别了，当代翰林院!
别了，我的青春年华！
今后，我的生活，将要翻开新的一页。
从1964年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到1985年离开，整整21个春秋，其间风风雨雨，苦辣酸甜，真个是一言难尽。我所记下来的，不过是一鳞半爪，就像是许多线头，每一个都能拉出一条线，带出一连串的记忆。
往事如烟。每当我经过社科院大楼，每当我走近社科院的崇文门宿舍，都禁不住浮想联翩，一声长叹：唉！如果再倒退30年，我还会不会离开？
古有《儒林外史》，我之所记，姑且叫《儒林怪史》吧。
杨志杰简介：
杨志杰，男，河南滑县人。1940年12月生于河南滑县城关镇青龙街，父亲杨信一被叛徒吴兰田杀害，英勇牺牲。他自小与外祖母相依为命，母亲郑修吾跟随八路军部队教小学。他幼读私塾，后在城关和丁堤口村念小学，1953年——1959年在河南省道口中学（今之滑县一中）读初中、高中，其间58年曾参加县里在太行山的大炼钢铁，有多首小诗在县报发表。
1959—-1964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师从现代文学奠基人李何林和红学专家华粹琛教授。学年论文《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在《南开学报》发表，毕业论文《论红楼梦的继承与革新》在《红楼梦学刊》发表。
1964—-1985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85年一月被评为副研究员，编辑《文学评论》，主编《作品与争鸣》。主要著作有《横眉集》（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其中《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严重斗争》曾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按语发表，全国各报转载，中央台广播，党主席表扬，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对粉碎四人帮及其文艺思想，有较大影响。专著有：《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主题轮》（江西人民出版社版），《赵树理小说人物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诗歌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概论》（原載工人日报，海南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沧海人生》（南方出版社出版）记述了他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交往及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吴晓玲等人的遭遇，其中有的章节在人民日报海外报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
1984—-1985，任青海省文化厅副厅长，研究员，创建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陶瓷研究所，组织和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雪压昆仑》和《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人民日报》发表，《青海日报》加按语转载，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5—-1988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1988—-1989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9—-1992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民间文学》主编。
1992—-2001经中组部调任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厅长、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已退休。
1998年3月24日时任省文体厅厅长杨志杰（右一）到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