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杰：《文坛掠影》（尘缘第5章 ）
杨志杰
本文来源于作者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尘缘》，《文坛掠影》是其中第五章。
1、返京
妻子一天几次电话催我回家，说儿子要上小学，女儿也要上幼儿园，她实在顾不过来，要我马上返京。
省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老孟走了，厅里领导要做调整，问我在青海能干多久？我只好以实相告，他叹了口气，遗憾地走了。
我把情况全部告诉了小冯。她眼睛看着桌面，半晌才说：“你不说，我们也想到了，看你采访时那个着急的样子，更猜个十有八九。反正早晚是要走的，那就选个恰当的时机。现在既然家里离不开人，你不如见好就收，回去也好。但不知打算到哪里去？”
我说：“文学所我是不想回了，要不就回河南老家？”
小冯吃惊地说：“你还没有联系好哇？怎么就向组织提出要走，若去不成，弄个鸡飞蛋打怎么办？！”
这个，我还确实没有想到。
小冯思忖半天，道：“要不这样，你也学老孟，先给邓力群写封信，等北京的工作落实了再说。”
我摇摇头：“不行，我来青海，并没有经邓力群批准，是自愿来的，现在向他提出要走，说不出口。而且，如果征求他的意见，很可能是回社科院，他是院长嘛！况且，我已经向组织部表示要走了，再留下等着不好。”
小冯苦思冥想，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只能看你的造化了。听说你的档案已经调到省里啦，回去定了地方快告诉我，我好及时去催！”
临走前，省领导为我送行。
宣传部长说：“希望从咱们青海走的人，做京官的越多越好。”
副书记刘枫指着桌上的酸奶说：“再喝几口吧，回北京就喝不上了。”
我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也忘记说一声谢谢。
高师傅、小冯，还有《现代人》的小孙，开车一直把我送到兰州机场。
高师傅一改过去的幽默和风趣，很沉重地对我说：“我给你准备了一大包人参果，考虑到你飞机上不好带，已经先请人坐火车送走了，你一下飞机就能收到。”
小孙开玩笑说：“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高师傅，你送这是啥意思啊？”
高师傅把眼一瞪：“猪八戒咋啦？人家挑担负重，西天取经，一路上也没说什么呀！你们呀，今后的路长着哩，不能光说得好，关键是要干得好！”
我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多谢师傅教诲！”
眼含热泪的小冯扑哧一声笑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孙说：“从听说杨哥要走那天起，我们就天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想到咱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都如在昨日一般，乍一说要走，心里真不是滋味！你看，小冯姐姐眼都哭肿了！”
小冯不好意思地说：“俺这是晚上没睡好！”说着，掏出个盒子递到我手上，“一件小礼物，留个纪念。”
我打开一看，是件精美的玉雕作品，上面刻着他亲笔书写的几个大字：师恩难忘。
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连连表示感谢。
小冯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冯师傅也擦着眼泪说：“哭吧，痛痛快快的哭吧，咱青海人不隐瞒自己的感情！”
我踏上飞机的悬梯，遥望着送我的朋友，向他们招手，再招手。
再见了，亲人！我会日夜想念你们!，祝大家都能够好梦成真!
2、代理家长
一下飞机，妻子就告诉我：“青海办事处送来一包人参果，让我及时交给你。”
回到家里，就接到韩老的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我二话没说，拿起刚收到的人参果，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韩老家里。
这位韩老，是我的恩师，也是我孩子的代理家长。
他叫韩作黎，是著名的教育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反映延安时期教育生活的长篇小说《二千里行军》曾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并改编成电视剧，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但是，影响更大的是他这个人，是他这个慈祥善良的人，是他那颗永远不老的童心。特别是他那个被人广为赞扬的称号——代理家长。
当初，我要去青海工作，孩子小，有困难。韩老听说了，立刻打电话把我叫去说：“你去边疆工作，我支持，孩子的事，交給我，我当他的代理家长。你在北京又怎样，孩子的事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还不是找我。你又脸皮薄，总怕给我添麻烦，不追问你还不肯说，净耽误事，去掉你这个二传手，我直接管更省心。”
韩老当时是北京市教育局长，他当年学生的孩子也都到了上学的时候，因此找他帮忙的特别多。以他的身份，打个招呼不会很难，但他绝不轻易讲话，不该管的，怎么求也不管，应该管的，多困难也要办成。那天他叫我去的时候，刚好遇上我的一位老同学（也是他在育才学校当校长时的学生）带着孩子去找他：“韩校长，这是我儿子！”孩子叫了一声爷爷。
“啊，长这么高啦，上几年级啦？”
“没考上重点，想——”
韩老急忙打断他的话：“你家附近那个学校也是不错的嘛，我就不主张分什么重点非重点，只要好好学习，孩子都会有出息。”
说着把孩子拉到身边，抚摸着孩子的头说：“宝宝，下学期拿个双百，来向韩爷爷报喜，怎么样？”
“好！”孩子高兴地答应着，倚在爷爷怀里看爸爸。
爸爸不好再说什么，讲聊几句闲话便告辞了。
“唉！”韩老目送他们出门，轻轻叹了口气说，“他们家老爷子对孩子太娇惯，天天小汽车接送，太特殊了。”
说起接送孩子，我想起韩老谈过的一段经历。还是刚进城城的时候，育才学校还保持着延安保育小学的传统，虽然都是干部子弟，但都同样要求。一律住集体宿舍。无论家庭条件怎样，都是一星期回家一次。也有家长开小汽车接送孩子，韩校长对此持反对态度。有一次，周末，有一个孩子扒着来接另一个孩子的车门不肯松手，哭着说他也要坐车，也要回家！这孩子是烈士子弟，1941年父亲就牺牲了。那时孩子们都是集体住校，师生们相依为命，进城后眼看着同学们都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这孩子才越来越感到孤单。眼前的情境使韩老师受到很大刺激，他含着眼泪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欢欢喜喜过了一个周末。从此他的家就成了这孩子的家，他自称是这个孩子的代理家长。
几十年来，他代理过不少孩子的家长，到现在，几十岁、十几岁、几岁的都有。这些人，不管长多大都是孩子，这些孩子，不管长多大都最尊敬这位代理家长。
一到周末和假期，代理家长的家里是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都要赶回家里和家长团聚，上大学的、上中学的，甚至有海外留学的，都来。最忙的是老两口，他们要根据各个孩子的不同情况准备礼物。还要准备打好地铺。他自己的亲生儿女说，逢年过节，家里最挤最热闹，爸爸妈妈也最高兴。
每年春节，他的各个时期的学生们都走马灯似的到他家里来拜年，他的学生中，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国务委员、部长、省长、厅局长、公司老总等等，进门都叫韩校长。在韩校长的眼里，他们都是孩子，一律平等对待。
我是韩校长的特殊学生，虽然他并未当过我的校长，但他曾多次当众宣布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其原因是出于老人家对革命后代的关心，同时也是对我个人的厚爱。多少年来，他对我如亲生父子一般，大小困难，无不关怀备至。他的儿子，对我也以哥哥相称。
今天，一下飞机就接到韩校长的电话，一定有要事相商。想到这里，我禁不住加快了脚步。
3、老师的教诲
韩校长家和我家只隔一条马路，不到一站车程，平常走路不到一刻钟，今天十分钟就到了。韩校长看我气喘嘘嘘的样子，忙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让我先坐下凉快凉快。
我近视眼，模糊间看到老人家脖子上挂着一件东西，便问：“老师，你怎么带助听器了？”
韩老师笑着说：“不是，别看我快奔八十的人了，耳朵还不聋，用不着戴那种东西。”他伸手缕缕脖子上的那根绳，骄傲地说，“这是眼镜绳，是前几天一个学生从加拿大带给我的。”
我放心了。刚要问老人家急着找我有什么事，韩老师先开口了：“找你也没什么大事，昨天给你家打电话，你爱人说你今天回来，好久没见面了，很想找你聊聊。”
我把在青海一年多的情况做了简要的叙述。谈到雪灾，老人家插话说：“人民日报上那篇《雪压昆仑》我认真看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参加？”
我解释说：那篇文章就是我参与采访和组织写作的，只是没有署我的名。
老爷子赞赏地点点头：“好，文章写得很好，你不署名也很好，领导么，职责所在。”
接着，话锋一转，奔入正题：“本来我想，你既然去了青海，就应该在那里好好干几年，一定能做出成绩，不想你这么快就跑回来了！”
我忙解释：“不是跑，是孩子太小！”
韩老摇摇手：“我不是早给你说过吗，孩子的事不用你管，有韩爷爷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两个孩子先上第五幼儿园，到年龄再上崇文小学，这是外事口办的学校。住校，每周接一次，父母都不在国内的，还可以让爷爷奶奶做监护人，星期天也可以不接。刚安排妥当，还没来得及写信呢，你就跑——啊，不是跑，是飞回来了！”
我低头无语，脸上发烧。
老师越说声音越高，师娘过来劝道：“孩子刚下飞机，还没喘过气来，你就这么大叫大嚷，有啥话不能改天再说！”
“改天，改天有改天的事，今天他哪儿也不能去！”
“嘿，你还真来劲儿啦？我问你，你不让走又想咋的？”师娘也急了。
“今天，他得陪我喝两口！”
师娘噗嗤一声笑了：“这老头子，越老越没正形了！”
师娘知道我不会喝酒，老师也酒量有限，便拿了一瓶二锅头往桌上一顿说：“今天高兴，看在孩子面上，特批你喝上一点，可不准贪杯呀！”
老师摆摆手：“拿回去！”
师娘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喝啦？”
老师说：“换好的，换茅台，刘源拿来那瓶。”
老师告诉我，前几天他去河南，刘源到宾馆看他，走后才看到房间多了一瓶茅台。“不用问，是他留下的。这孩子，还像小时候那样机灵！”言谈中，老师对他的这位学生颇为满意。
酒过三巡，老师的话也多了起来。
“你既然回来了，下一步想怎么办？”
“还没想好，正要请您拿个主意。您看，去河南怎么样？”
“能回老家固然好，那里的熟人比较多。不过，熟人多也有熟人多的难处，就你这种软善的性格，恐怕应付不了那样复杂的局面。”
我说：“在青海，各方面对我的印象还可以。”
老师看我有点不服，哈哈大笑起来：“你那才干几天哪，还没接触到矛盾的核心呢！”他笑着拍了拍我带来的人参果，“叫我看，你还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
“您看，我是从政的材料吗？”我又想起刘铁轲劝我的话。
老爷子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要说从文，我现在就可以表态：你是个可塑之才。从政怎样，现在还很难说，可以讲，你还没有入门。从政，我也算干了几天，总觉得力不从心。我的体会，从政要看三个条件：动机、时机、天机。前面两机不用讲了，这里说的天机，是指命运的安排，时代的潮流。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以我为例，我本来是想当专业作家的，可是只有动机没有时机不行。我还是一直跟学生打交道，我也越来越喜欢上了教育。可见，只有抓住了时机，动机才有实现的可能，有了可能，梦想就是可能实现的理想，没有可能，再好的梦想也只能是幻想。而理性和幻想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符合时代的潮流，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俗话说，‘天机不可泄露’，其实天机可以泄露，不过人们往往要逐步才能明白过来，有的到最后也不太明白，这也就是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区别。”
我说：“学生我自然属于后知后觉者，到现在下一步该怎么走都不知道。”
老爷子说：“这个，我也替你想过了，根据国家的需要和你自己的特长，能否先找个与文化有关的行政工作试试。看自己是否适应，能否干好，再说。”
“那我也不能到大街上去自卖自夸呀！”
韩老师笑道：“那也未尝不可。毛遂自荐，古已有之。看你有没有那个自信。前些时听伍绍祖说，他的同学徐文伯在文化部管人事，你写个简历给绍祖，看他们需不需要你这样的干部？这事我不能出面，就得你自己去办。”
好，咱就第二次自卖自夸。好在新任文化部长王蒙也是熟人，我就去试试看。
4、黄村文校
工作进行的很顺利：伍绍祖推荐、徐文伯考察、干部司研究、部领导同意，拟调我去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任职。不想最后阶段却出了问题，我的档案已不在文学所，已经调往青海或河南了。要将档案退回，也要征得对方同意，这样将赶不上部党组上会研究，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关键时刻又是小冯出马，她亲自去组织部要出档案，专程送到北京，一下车直奔文化部，赶上了干部处提交党组会。
这个学院前身是文化部党校，一向是部长兼校长，主持工作的是常务副校长。本来拟调我任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后经干部司副司长、监察局长陆造甫提议，干脆集党政于一身，也便于解决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所以我被任命为院长兼党委书记。
因为要为学院配备新的领导班子，我得以暂时不去上班，在家待命。这一段，我真的过上了逍遥自在的生活。
每天早晨一上班，我就坐在那里等待一个悦耳动听的声音，这是一个天籁之音。这声音可以净化我的灵魂，陶冶我的情操，向往美好的未来！这声音，给了我理想，给了我力量，使我能满怀信心地奋发向上……
我有一位大师姐，住在我的隔壁，她有一个女儿楚楚动人，羙丽聪慧。这女孩有一个奇特而浪漫的设想，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叹服她的大胆，却又不敢怂恿她勇往直前。等我想把成熟的意见告诉她的是时候，她已经远赴美国，成了永久的遗憾！
我的逍遥生活就要结束了。这段恬静的生活，虽然时间不长，却使我终生难忘。我真正体会到，甚么是精神的升华，甚么叫灵魂的顿悟，甚么叫天赐良机！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又谁能知道？
人啊，人！红尘滚滚，忙忙碌碌，究竟是为了什么？！
5、王蒙部长来视察
我去的这个学院，虽然规模不大，但问题不少。就像院里的环境，时有冷风，杂草丛生，有一天，竟然在草堆里发现两只刺猬。有人说，这是财神爷到了，能给咱带来好运。但愿如此。
王蒙当文化部长，一上任就到学院来视察，一是表示对文化干部的关心，二是表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他问我：“嫌这离家远吗？”
我说：“比青海近多了！”
他笑着说：“你别看现在黄村离城里远，将来这里是市中心。”
我也笑了：“那就等三十年以后吧！”
王蒙还特别看望了新疆班的学员，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能用维语与学员对话。
我说：“想不到你还有这本事？”
他得意地说：“没想到吧，我在新疆可是正经当过生产队长，民选的。”
我在全院大会上发表了就职演说，郑重宣布我们的奋斗目标：一年打基础，二年见成效，三年变面貌。对于过去的矛盾，我们采取三个不管的办法：算旧账不管，飞过海不管，匿名信不管。所谓算旧账，就是不纠缠历史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不要非弄个谁是谁非；所谓飞过海，就是不要越过院党委直接向上反映问题。如果院领导没有受理，或者处理不公，当然可以上告。所谓匿名信，就是不负责任的到处乱告。提倡真名实姓，真刀真枪地干，不搞那种查无实据的扑风捉影。
“三不”一出，舆论哗然。但在处以上干部会上都纷纷说好。倒是团委书记在个别谈话时道出了真情。
团委书记叫商智，其父是部里的计财司长，母亲姓智，故名商智，也叫智商。这位团委书记的智商不低，他一语便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商智说：“你那‘三不’根本就行不通，说好说坏一个样，不如叫声好给新领导个面子。”
我问：“为什么行不通？”
商智说：“第一、学院本来分为两派，都想得到你的支持，分个是非，现在倒好，你一来就说不算旧账，谁不失望？第二、学院的干部子弟和家属就有好几十人，每天晚上都要回家，好多事情，恐怕你们还不知道，他们回家早就说了，还用飞过海，连飞过门都不用！第三、匿名信的问题，匿不匿名，你哪里知道？等到上级批下来，让你调查，你能不查？”
我坦诚地说：“原来考虑可能有些不周，必须采取具体措施。这样，部里的工作由我们做，今天下午，你先把学院的干部子弟召集起来，开个小会。”
商智答应一声，高兴地去了。
干部子弟很快便召集起来，一个个神采飞扬，叽叽喳喳，旁若无人。
我让他们自报家门，并说出老子的部门，果如商智所说，几乎各个司局都有。
有人向我套近乎：“院长，部里有啥事要办，尽管吩咐，回家我保证把老头子拿下！”
大家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商智起立制止，会场安静下来，看来他是个孩子王。
我环顾四周，严肃起来：“大家愿意为学校出力，这个愿望很好。不过，今天请你们来开这个会，不是求你们办事的，而是给你们布置任务的。首先，大家要知道，你们在学院的表现，是代表你们的父母的，不是代表他们的权力，而是影响他们的形象。不瞒你说，我也是革命的后代，我就怕给前辈丢人。如果有人在背后指着脊梁骨说：看，这是某某人的孩子，瞧那个熊样！ 父母的老脸往哪儿搁？所以，你们自己，只能比别人表现好，不能比别人表现差，只能比别人要求严，不能比别人要求松。请大家给父母带个信，从今天起我就要对你们更严格地要求，我要代表他们带好这帮子弟兵！”
商智带头，大家热烈鼓掌。
接着又对“三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意见。
6、正名
上任之前，我就觉得这个校名不合适：“文化管理干部学院”，谁办的？在哪里？都看不出来。应该像美术或戏曲学院那样，前边冠以‘中央’或‘中国’为好。
我们打报告向部里反映，主管部门的一位副司长说：“叫啥名字不要紧，要紧的是把学校办好！”
这位副司长的话是不错的，我们不能舍本求末，可是，生了孩子为什么要给他起个合适的名字呢，只要能健康成长就行了。可见，名字还是蛮重要的。
我去找这位副司长当面陈述理由，她把脸一沉说：“校名可不是随便改的，是要经教育部批准的。”
我说：“这我知道，要能随便改我们就不打报告了。我想问的是，当时定这个名字是根据什么原则呢，为什么前面没冠‘中国’或‘中央’？”
她不耐烦地说:“是根据学院的所在地。”说不定是她经手的。
我又争辩道：“地名？学院大处说在北京，小处说在黄村，为什么都未显示，文化，文化是地名吗？”
也许我太过较真儿，太强词夺理，副司长生气了，她把书包一推，说：“改名字这么大的事，我们可管不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书生气十足，不知适可而止，继续追问道：“那我应该找谁呢？”
“找教育部，找领导！”
“好，我这就去。”
我竟没有听出她语带讥讽，转身离去。
背后传出一声冷笑，好像是笑我太一根筋。
回到学院，我立刻找来院长办公室主任：“你老公不是在教育部吗，你赶快去问一问，我们要改名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行不行，怎么改？”
她问：“不先请示部里吗？”
我说：“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走程序。”
院办主任是个女强人，在部机关工作多年，不知何故，坚决要求来学院，对于学院更名，她非常热心，积极奔走，多方活动竟然有了眉目，教育部回答：只要部里出文件，可以研究。我喜出望外，不管别人多么不情愿，终于拿到了批文。
教育部正式批准：文化部所属之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正式更名为“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
这对学院可是一件大事，犹如孩子拿到了一个漂亮的出生证。全院上下，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庆祝一个学院的新生。
许多部委的管理干部学院也闻风而动，掀起了一个更名的热潮。
我却因此事得醉了有关部门特别是那位副司长，他们认为我是舍本求末，开了一个坏头。
此后，一个个麻烦便接踵而来。
7、目标
文化学院有一个传统，每年学生毕业都要举办一次演出和书画展。我想把两件事合并起来，加以提升，逐步形成一个校园文化节，提高质量，扩大影响，为毕业生走向社会创造条件。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拟对这两项活动进行一些改革。书画展，将原来的内部交流为主，逐步提升为对外开放；演唱会，将原来的内部联欢性质逐步提升为汇报演出。
为了达到这两个“提升”，各部门还进行了大体分工：书画展由院办和学生会负责；演出由团委和教务处负责。这些同志都很努力，书画组还特别邀请了全国书协的大家来现场指点，中国画院刘勃舒院长还现场作画，画了他最拿手奔马，栩栩如生，气势如虹。书画展上，展出了学员和教师的得意之作，其中有北国风光，桂林山水，江南水乡，雪域高原，作者把他们的家乡，他们的亲情，都巧妙的融入作品之中，令人神往，发人深省。一位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的学员写了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京城几番风雨”，概括了同学们几年来在学院的生活，观之令人心潮澎湃！院办命我题字对画展表示支持，我自大学时就手抖不止，书画俱差，从不示人，沉思良久，信手写了“求真务实”，嘱其切勿外传。对外展出时一定拿下来。
晚会也办得很有特色。院团长班、群文班、和文化管理班的学员，入学前都是各省市的文艺骨干，组织一台晚会，本不在话下，但他们还是精心设计，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地提高节目的质量。北京文管班的几位学员，她们本来都是京剧界的后起之秀，到校以来，天天都在坚持练功，每日凌晨，在操场都能看到她们飒爽的身影。为了这台晚会，她们编排了一个京剧联唱，满堂喝彩，一片掌声。男同学也有突出表现，他们把刚看过的电影《红高粱》的主题曲原汁原味地搬上了舞台，淳朴粗狂，苍凉豪放，颇有黄土高原之风，贾乃鼎，男扮女装，表演了一个《胖大嫂回娘家》，幽默风趣，令人捧腹；朱正勇，指挥着一支刚刚组建的乐队，成功地演奏了好几首世界名曲。当帷幕在雄壮的歌声中徐徐降落的时候，观众们都禁不住站起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这可不是普通的观众，他们都是台上演员们的直接领导，部机关各个部门的司、局长。以前，他们可能只看过这些下属的汇报材料，未必领略过他们的艺术才华，今天，才真正看到了他们的艺术实践。
我骄傲地告诉这些兴高采烈的人们：这台晚会是我们在一周内赶排出来的，是专门慰问部里司、局长学习班的演出，他们笑着摇头：“我们也是内行，这么短的时间能排出如此高质量的节目，我们可不信！”可此乃千真万确的事实。
便宴之后，乘着酒兴，我诚恳邀请各位名家担任学院的客座教授，大家异口同声赞成，并表示要为学院的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喜出望外，立即请院办拟就名单，当场颁发聘书。这些艺术家是：乔羽、郭兰英、李谷一、白淑湘、资华筠、靳尚谊、刘勃舒等。大家纷纷表示，不仅能够按学院要求亲来授课，而且可以在校庆时回来和学员同台演出或作画，共同庆贺。我谈了准备搞校园文化节的设想，教授们也都一致赞同。我当时想，明年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我们就可以献上这份厚礼。
演出成功和聘请教授，对学院来说算得上双喜临门。为了庆祝这个大喜日子，学院专门举办了一场舞会。舞会上，舞蹈研究所所长资华筠还兴致勃勃地教授了她新编的舞蹈泰族舞，只有我笨手笨脚，尽管她手把手地耐心教我，还是没有学会。
正当我手舞足蹈，精神亢奋的时候，“飞过海”吹过来一股冷风，说我聘请客座教授没经过批准，无效。
8、红包
对于否定客座教授的传言，我佯作不知，不去澄清和申辩。这些专家，多数本来就是教授，难道他们在美院、画院、研究院都可以当教授，在我们学院就当不得？何况还是客座教授！我与这些教授，并无任何特殊关系，只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院的知名度，而且，对他们的聘任，都是经过和几位副院长研究通过的，我们身为一院之长，如果连这点自主权都没有，工作还怎么干？这不明明是有人借题发挥，鸡蛋里头挑骨头吗？！
一次部党组学习会后，办公厅要我留下来，说部领导要找我谈话，我估计是与聘任教授有关，禁不住心头火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领导进来了，不是主管干部的副部长，却是主管艺术的英若诚，我就更加确认是要谈聘任的事情了，因为那些专家都是艺术院团的。心里说，你英若诚也是专家呀，如果聘你当客座教授，难道也需要别人的批准吗？
我正襟危坐，默不作声。
英部长想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便笑着问我：“听说你们学院办了一家公司？”
“是的，办了个文兴公司。”他的提问和我心想的完全两样，我只好把准备好的牢骚压了下去。
“效益怎么样啊？”
“刚办起来，效益还可以。”
我把文兴公司的情况，一五一十做了汇报：这家公司，名义上是学院办的，实际上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院里只提供一间办公室。经理是我下工厂劳动时的朋友，资金也是他们自筹的。
“你怎么想起要办起公司来呢？”
“不瞒你说，我们学校太苦了，我们给公司的任务是：每月都要给教职工发放补助，逢年过节要给红包。”
“发补贴？发多少啊？”
“每人每月10元，超过一级工资，无论盈亏都要保证，将来经营情况好了，再适当提高。”
“兑现了没有呢？”
“兑现了，已经兑现半年多了，形成了一种制度，发工资时一起发。”
“人人有份吗？”
“当然人人有份，有每月的工资表为证。”
“听说你们五一、五四，还发了红包？”
“是啊，是文兴公司发的，图个喜庆。”
“发多少啊？”
“大概是五十元吧？也是人人有份。”
“怎么是大概？你没收到吗？”
“我当然收到了，不过我当场就交给商智了，赞助团的活动经费。”
英部长这才松了口气，感慨地说：“老杨啊，有时候不往自己口袋里装，也会惹来麻烦！”
回到学院我才听说，这是有人又到部里告状了，说：老杨也收了文兴公司的红包，里面不知多少钱！？
9、抢占柏林寺
黄村离市内真远，又堵车。每天下班，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回到家里早已华灯初上。怪不得上任前部长给我打预防针，现在算真正体会到了。
每周一部党组的学习会，我经常迟到。有一次我刚刚坐下，主持会的常务副部长高占祥说：“开会要准时，我就对迟到的现象不感冒！”我禁不顶定了一句：“我要是在城里上班，保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场。”
会后，我找办公厅张德勤主任，问能不能在部里给我们两间房，作为联络点，黄村跑部里实在太不方便了！张主任很为难地说：“现在部理人多房少，连副部长的秘书都两个人一间办公室，哪里还挤得出来呀！”
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不过还不很死心。我问：“如果我们自己找到房子，部里能不能支持？”
德勤笑着说：“当然可以支持，不过，不过要在市里找到你们需要的房子，恐怕很难很难！”
回到学校，我立即召集熟悉北京情况的员工开会，发动大家找房子。
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竟然得到了一个绝密的消息：柏林寺，北京图书馆藏书的地方，现在新馆建成，老馆西迁，这个地方可能要空出来。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忙去寺内打探，见果然是个绝佳的去处，苍松翠柏，古木参天，中间三进大殿，厢房排列两边，另有斋堂、方丈院、藏经楼，曲径通幽，绿瓦红砖。怪不得当年皇帝曾在这里悟道参禅，据说还有地道与雍和宫直接相连。不要说做我们的联络处，简直盛得下整个学院。
事关重大，报部领导。上会讨论。
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委婉地说：“佛教协会早就表过态，北图搬走后他们要收回去。”
我说：“我们已经详细查过资料，从民国初期，柏林寺产权已经划归文化部门，不是庙产，他们无权收回，我们可以据理力争。”
高部长笑了，风趣地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打官司，从来没赢过！”
讨论时，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有人说：“这根本是个不可能的命题！”
有人说：“这个想法，愿望很好，希望很小。”
有人说：“真要有这样的好事，还轮得着你去做？”………..
七嘴八舌，众说纷纭。
大家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个字：不可能。
高部长目示我表态。
我说：“请部里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打这场官司，如果要不回来，是我们没有能力，从此不再提起；如果能要回来，那是我们的造化，从此归我们学院使用。”
全体一致通过。请办公厅记录在案。
会后，一位同情我的校友悄悄说：“老杨，你能不能少做点无用功，别让人家笑话！”
我笑笑说：“你放心，我自有分寸！”
10、姚函和老栾
学院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处理柏林寺有关事宜。小组的纪律有三条：一、人员精，二、行动快，3、保密严。
从黄村抽调了一名机敏灵活的青年教师姚函，由他负责组成一支“快速部队”，北图人员一但撤出，立即抢占寺庙大门。不管天寒地冻，一定严防死守，不得有失，直到官司打赢的最后一刻。这些行动，对院本部要严格保密，只说是有事出差去了，以免引起员工的思想波动。
姚函只领了几件军大衣，便摩拳擦掌地去了，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劳而无功的差事。从此他在黄村的大院里消失了，潜入柏林寺，充当了一个雷打不动的门神。
最难办的是打官司的人选，他必须是熟悉情况，又真心向我的内行。挑来选去，我终于发现了一位隐藏在民间的高人。他叫栾瀛东，现任北京市东城区建筑队长。对恭王府、柏林寺这些古建筑如数家珍，熟得不能再熟。更可贵的，是他打过官司，而且上过军事法庭，打赢过大官司。事情是这样的：他父亲原来是东北军一名军长，抗战时立过赫赫战功，解放前夕受特殊使命化妆潜伏，不料被我地下工作者误杀了。老栾因此被作为反革命家属，一直抬不起头来。五七年又被划为右派，后来虽然摘帽，仍被视为另册。文革中，造反派欲对桀骜不驯的老栾施以酷刑，老栾正色道：“万万不可！我乃东北军后代，有主席亲颁之护身符，尔等可打不得！”
造反派不信，命其献出观之。
老栾曰：“不可。唯一人可观此宝。”
问：何人？
答：军代表。
造反派中有看过水浒者，心想莫非就是柴进家里那种丹书铁劵，便去请示军代表。
原来，老栾已获知军代表乃其父旧部。
军代表来了，见到老栾，忙并去左右惊问道：“造反派告知，有老栾指名找我，我以为是同名同姓，不料真的是大公子，你怎么会流落此地？”
老栾说：“一言难尽。赶快救我出去，其他容后细谈。”
军代表问：“他们说你有护身之宝，可是真的？”
老栾从怀中掏出一物，恭恭敬敬呈了上去。
军代表接过一看，原来是张选民证。苦笑一声道：“这如何能保你平安无事？”
老栾正色道：“我虽然是右派，但是已经摘帽，属人民内部矛盾，宪法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岂能随便打骂？”
军代表长叹一声：“唉，你以为他们现在还会按宪法办事吗？”
老栾狡诘的眨眨眼睛：“所以才搬你来呀，你来了，我不就得救了吗！”
军代表点头称是。他告诉造反派，老栾的确带有重要文件，不能在当地关押，他要带回去处理。
这样，老栾便巧妙地逃过了一劫。
文革之后，老栾又走遍全国各地，遍找军政要员，为其父翻案平反，最后还上了军事法庭，终于恢复了革命军人的名誉，享受烈士待遇。
老栾的曲折经历和斗争精神使我深受感动，决定任命他为全权代表，处理柏林寺产权事宜。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直接和部里办公厅联系。
由于老栾和姚函的艰苦努力，柏林寺官司终于打赢了。学院在市里总算有了落脚之地。
有了这一亩三分地，我们就想逐步大展宏图，先在这里办起了培训部、文管班，还计划聘请社科院著名的专家学者做教授，办一个国学院，作为学院的分部。
然而，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部里决定：派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
别了，柏林寺！
别了，这令我魂牵梦绕的千年古刹！
我又一次来到方丈院，收拾我本要在这里长住久安的书桌，看来，想做住持的梦想可能难以实现了，不知门前郁郁葱葱的松柏可能记下我的思念?
藏经楼的白果树，你已经亲历了北京城几百年的兴衰，本来还可以成为全国首座国学院的见证，如今，恐怕也将化为泡影！
在三大殿，我双手合十，闭目默诵：阿弥陀佛！弟子本想借此宝地，参与文化的的复兴，可能铸成了大错，打扰了佛门的清净，敬请严惩！
我好像看到三座慈眉善目的佛像，正高高端坐在莲台之上，不断放射出万道金光。
11、背后的握手
初到学院时我曾做过这样的自我介绍：胆子大，热情高，个性强，脾气暴。经过几年的折腾，我的菱角被磨去了不少，不知道是钉子碰多了，胆子变小了，还是阅历变广了，思想成熟了。
反正，变了。不像原来那样动不动就拍案而起，不计后果了。
我在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年，1989年年底毕业。
这是个不平凡的年头，正逢国家多事之秋。毕业前夕，我们到广东去考察，从香港的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贴有中共中央党校的大标语，甚为吃惊，想立即赶回来探问究竟。回到北京，早已风起云涌，人满为患，交通阻断，我被困在崇文门的家里，哪里也去不得。
我住的是社科院宿舍，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络绎不绝。队伍中，有的是社科院熟悉的老面孔，他们冲着楼上大喊：“一、二，下来！一、二，下来！”我摇手拒绝道：“我已调走，咱们不是一个单位了！”
一位在外地教书的朋友带着学生来京声援，找我征求意见，我斩钉截铁地说：“快带学生回去，不然要出乱子！”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已有不祥的预感。
我是不赞成绝食也不赞成镇压的，觉得既然是内部矛盾，没必要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
后来发展的结果，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我的观点，只能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根据有关规定，在党校学习的干部，不能过问原单位的工作。
去年在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我曾说过两句颇有悲凉意味的话：“得意门生年年走，黄村老农日日耕。”
现在看来，“年年走”是肯定的，至于我这个“黄村老农”能不能在这里耕耘下去，那就要看工作的需要了。
有次部里通知开会，迎面走来了王蒙。心想：他不是辞去文化部长了吗？怎么还来开会？
想着，我正要走上前去发问，只见他旁若无人地从我面前走了过去。我正有些愕然，只见王蒙从背后伸出手来跟我紧紧握了一下，然后才扬长而去。
背后的握手，这是我认识王蒙以来唯一的一次。
会上我才知道，这位卸任部长是来做检讨的。
若干天后，新任文化部长、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找我谈话。
对这位著名诗人，我向来是心存敬仰的，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自己解放自己，文艺界更是传为美谈。他像拉家常一般谈起我们差点挨批判的那篇《反官僚主义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使命》：“有人告你们的状，我说，人家说是‘重要使命’，又没说是唯一使命嘛！”我自然表示感激。
但新部长不是跟我来讨论这篇旧文的，他话锋一转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你熟悉吧？”
“知道一些。主席钟敬文老先生是著名专家，我的系主任李何林的好朋友，副主席贾芝是李大钊的女婿，社科院文学所民间文学组的组长，也是我的老领导。”
“那里很需要人，组织上拟派你去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虽然我颇感意外，但知道是最后的决定。
12、钟敬文和他的致远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个成立于建国初期的协会，郭沫若、周扬都曾任主席，我去的时候，主席是是著名学者钟敬文教授。
对德高望重的钟敬文教授，我早已心向往之。远在6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听系主任李何林先生介绍过过他。李先生说，做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甚至要经得起错折和磨难。他的一位朋友毕生致力于民间文学的研究，虽然被打成右派，仍然矢志不移。这样的人必有大成就。李先生素以仗义执言著称，但如此毫无顾忌的赞颂一名“右派”，着实令人吃惊，何况此时他自己也正被斥为“修正主义”。对号入座，谁都知道，李先生说的是钟敬文。我心中禁不住对这位“右派”产生了敬仰之情，同时头脑里偷偷勾画出钟敬文的形象：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倔老头。
我第一次见钟老，是在他的书房致远斎。这是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就是在这里，钟先生走完了他的百年长征，修炼成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代宗师。
那是为了协会换届的问题，我们党组几位成员到钟先生家拜访，征求他的意见。当时我还真有点惴惴不安，生怕我们费尽周折提出的方案被老先生倔回来。
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钟先生家，老人家已经在他的致远斎等着。只见他头戴吕宋帽，身着紫毛衣，手柱一支磨得发亮的竹手杖，笑呵呵地从显然是他专用的柔软而宽敞的单人沙发上站起来欢迎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倔。
谈话中，钟先生很爽快地表示赞同党组的方案。还特别强调说：“人事问题，要由组织决定，你们代表党组织，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望着他满脸真诚的笑容，我内心十分感动。一位身在民主党派，受了多年委屈的老教授，还对党怀有如此真诚的感情，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大概是考虑到我初来乍到，钟先生详细的向我介绍了民间文艺界的情况，使我惊奇的是，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竟然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思路清晰，兴趣盎然，语言简洁，逻辑性强，使我等后辈自叹弗如。
我表示，自己对民间文学所知甚少，今后还要多多向钟先生请教。钟先生满口答应：“你做过研究工作，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
此后，我和钟先生的交往渐多。他儿子钟汉华的好友柳树滋、伍绍祖也是我的好友，因此谈话的范围也日渐广泛，不限于民协的工作。
一次，我进了钟先生的致远斋，见桌上放着一捆书，顺便看了一眼。钟先生笑着说：“上次你不是说要研究民间文学吗？不知有具体计划没有，先挑了几本概论性质的书，你拿去看看，在哪方面有兴趣，再做深入探讨。”
我一听，禁不住脸上发烧。实不相瞒，声称研究，在我不过是随便一说，其实尚无认真打算。
钟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尴尬，指着面前的那捆书对我说：“民间文学看似不很深奥，但其内容却浩如烟海，这几本书都可称一家之言，只要你深入钻研，便知其奥妙无穷。我本来是搞创作的，后来迷上了民间文学，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一头钻进去就是几十年。解放初期，一位领导人说，你如愿当官，可以当部长，我摇摇头说，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吧！”
钟老的一席话，使我想起了李何林先生对他的评价，相比之下，顿觉自己的浅薄。可惜我过于愚钝，未能迷途知返，仍然执迷不悟，又一次失去了弃政从文，重操旧业的机会。
13、又见王蒙
又见王蒙。
那是在为庆祝钟敬文先生九十华诞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
钟先生90华诞，中国民协拟隆重开会庆祝，钟先生执意不肯，最后只同意开一个少数人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名单由他亲自审定，压缩到最低限度。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对名单大加删减的同时，却亲手增加了一个人的名字：王蒙。
那时的王蒙，刚辞去文化部长不久，也就是在和我背后握手之后，此时的他，远没有当部长时的显赫，也没有以后当纯作家时的潇洒，和在名单中被删去的文化界要人相比，王蒙与民协的关系也并不很密切，钟先生却执意要请。
要开会了，我细数签到者的名单，王蒙还没有到。
也许他不会来吧？最近没见他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正当我望眼欲穿的时候，王蒙来了。
他快步走进会场，匆匆和我握手（这次是正面，不是背后）之后，径直走向为他准备好的座位。
对于王蒙的到来，钟先生并未感到惊讶，也并未站起迎接，和对待别的客人没什么两样。
记者们可忙坏了，闪光灯闪个不停。
久违了，王部长，这可是你不当文化部长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我高声宣布：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同志发言。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王蒙并未推辞，欣然回顾了他和钟先生在1957年结下的深情厚谊，在场亲友无不为之动容。
谁说学者不懂政治？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借为他庆祝生日的机会，巧妙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邀请王蒙，显示了钟老的大智慧，也使我进一步理解了致远斎的深刻涵义。
宁静方能致远。纵观钟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不知亲历了多少大风大浪，绕过了多少急流险滩，若非心如止水，焉能平静如斯？这平静涵盖着澎湃的热流，蕴含着无穷的能量，使其能百折不挠地达到至高的境界，此所谓宁静而致远者也。钟先生虽然与世无争，心中却充满了对社会对人生的巨大热情；先生之平静，乃入世之静，非出世之静也；先生之无争，，非无物之无，亦非无力之无，乃是无私无我之无也。这种境界，来源自对生活的洞察和对人生的热爱。一句话，这平静，是热，不是冷。惟其如此，这种宁静才能致远，才能持之以恒地追求远大目标，从一而终。
在为钟先生祝寿的盛会上，一位韩国弟子送给先生一把金钥匙。善哉此举，在我看来，钟先生手中的金钥匙，不仅能打开民间文学宝库之门，同时也能打开人们的心灵之门！
如今，一代宗师钟敬文已经飘然远行，他那把金钥匙留在了致远斋，永远成为世人共同的财富！
14、民协二老
一位领导告戒我: 到民协工作，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二老”的关系。
他说的“二老”，一位是钟老，敬文；另一位就是贾老，贾芝。
还是刚到文学所的时候，《文学评论》的蔡葵在走廊上指着一位正在往外走的老者对我说：“那就是贾芝，民间文学组的组长，文学所领导小组成员，又是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副主席。”
蔡葵是我在安徽“四清”工作组时候的“片长”，曾向我详细介绍过文学所的情况，其他人都见过了，唯独贾芝，因为他常在文学所和民研会两头跑，还对不上号。
我远远望着这位正在出门的老者，只见他穿着一件腿色的皮领旧大衣，目不斜视，行色匆匆，刚在文学所开完领导小组会，可能又要赶到民研会去了。
远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常看他主编的《民间文学》，没想到20年后，我会到他创办的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而且还当了《民间文学》的主编。
如果说钟老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那么，贾老就是民间文艺研究机构的创始人。
他本来也是一位诗人，因写《布谷鸟又叫了》一举成名。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决心深入生活并深深爱上了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他与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付出了毕生精力。建国初期，他积极参与筹备成立民研会的工作，并主动当上了大管家。会里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经费就放在他的书包里，从选址办公到收发油印甚至连贴邮票的事情他都包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取消民间文学组，但挽留他，他挂冠而去，到处呼吁“给乡下媳妇留个位置吧！”，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社科院文学所前身）成立，何其芳（当时为副所长，郑振铎为所长）愿意收留这个“乡下媳妇”，贾芝立即雇一辆三轮，拉着民研会的全部家当，飞奔前去。
在贾老执政期间，民协已经发展到有三个刊物（民间文学、民俗、民间文学论坛）、一个研究部、一家出版社的大单位，如果没有贾芝，哪有民协的今天？
那位领导嘱我关注民协“二老”的关系，似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解决好“二老”之间的矛盾。
两位视民协如生命的元老，本应患难与共，兴衰相依，会有什么矛盾呢？
以钟老之豁达，绝不会嫉贤妒能！
以贾老之忠诚，绝不会居功自傲！
那他们会有什么解不开的个人恩怨呢？
有人分析说：贾老主持工作期间，钟老被打成了“右派”。
啊，根子大概就在这里。
不过，“二老”从未对我提过此事，也从未对我说过对方的不是，好像是有意回避似的，连彼此的名字都很少提起。
我也没有去揭这个伤疤，不敢去揭这个伤疤，我没有这个“医术”！
但是，我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建国以来，文艺界为什么总出现这样那样的“斗争”？
反右派斗争，明明是错了，偏要留几个“典型”不予平反，以证明当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事出有因”。只不过是“扩大化”了。
周扬写了个《一场文艺界的大辩论》，以高屋建瓴之势，把人性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等等等等批得体无完肤，结果把反对他的人，哪怕是跟他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一个个打倒了：胡风、丁玲、冯雪峰、肖军、巴人、李何林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右派、反革命、至少是修正主义思潮，其结果，只能是唯我独尊，万马齐喑。这使我们看到：阶级斗争一旦与宗派主义相结合，便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周扬自己培养起来的的棍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把周扬他们打成了文艺黑线的祖师爷。
在批判“异化”的时候，周扬曾指着胡乔木大叫道：“我不是反对政治局，是反对你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回想当年，在反右派的时候，有人敢指着周扬这么骂吗？不要说他，就是反对党支部书记也都是反党。
我一直认为，周扬缺乏一个道歉，缺乏一个向文艺界的道歉，既应该向被打成右派的人道歉，也应该向跟着他走，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人道歉，因为这些人也是听党的话才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比如贾老，他身为党委书记，不然也不会眼看着自己亲爱的的弟弟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而爱莫能助了。钟老受了很大委屈，贾老也有说不出的委屈。相逢一笑泯恩仇，冰释前嫌，皆大欢喜。不要因此又弄得一部分人扬眉吐气，另一部分人垂头丧气。
钟老和贾老，都是历经沧桑的智者，都是不计前嫌的高人，所以才从不对我提起那段不愉快的往事。
在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换届选举大会上，钟老被选为名誉主席，贾老被选为首席顾问。有这“二老”的保驾护航，民协的工作一定会有新的气象。
15、易经指路
有人来访，自称懂易经，善八卦。
我欲试之，乃取一橘子放卧室被中，请其在客厅中测算，看我藏了何物。
友人取火柴若干，摆成八卦模样，不时将火柴挪动，沉思良久，左右观察，摇头不解，自言自语道：“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哈哈大笑：“怎么样？算不出来了吧？”
“且慢！”友人示意切勿喧哗，又绕着那堆火柴转了半天，挠挠头说，“从卦上看，此物里边呈喙状，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笑着将橘子取出，剥开视之：“你看，可不是承喙状吗，一瓣一瓣的。”
友人这才得意地大笑起来：“我说么，老夫怎么会在你面前砸了牌子，毁掉一世英名。”
我说：“老兄深得易经壸奧，非凡人所能及。请再算算，我最近工作有无变动？”
“怎么，你要走吗？”他睁大眼睛问。
我不置可否，只微笑着说：“你算算看，切莫声张。”
他又拨弄了半天，望着火柴发愣，口中念念有词：“看样子走是可能的。”
“去哪里？”
他又望望火柴，煞有戒事地说：“去南方。具体地方么，天机不可泄露！”
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笑着说：“好了，好了，别故弄玄虚了，来吧，吃完炸酱面再说。”
我招待客人，一律面条管够，至于吃何酒菜，要看客人的本领，因为这必须要他亲自操作。能者多劳，亦多享，这符合共产主义精神。
其实，当时改革大潮风起云涌，沿海地区尤甚。若要工作变动，不用他算，猜也能猜出去向。
文学所与民研会关系密切，不仅工作互有联系，连人员也互相兼职。比如，贾芝是民研会副主席，又是文学所领导小组成员；毛星是文学所领导小组副组长，又是民研会副主席。如果我从民研会（民协），调回文学所，应当不是难事，可惜我当时并未生此念头。
我这个人，常常眼高手低，不守本分，不愿循规蹈矩地生活，不愿写千部一面、人云亦云的文章。当时，我正为改革大潮所吸引，很想去实际生活中折腾一番。
为此，我专程去拜访了毛星同志。
毛星是我在文学所时的老领导，素以坚韧不拔，功底深厚著称。是一位众望所归，名符其实的红色专家。他是“鲁艺”的高才生，精通马列原著，到了文学所，他更是通宵达旦，苦读诗书，硬是写出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巨著，比如对李煜词的讨论，他的文章，就连对此研究多年的专家学者也赞赏佩服。
更可贵的是他严于律己的高贵品质。上级任命他为文学所副所长，任命都下来了，他坚辞不受。理由是他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还不够高，影响还不够大，最后领导只好任命他为领导小组副组长。此事在文学所一直传为美谈。
一到文学所，我就有幸在毛星直接领导下工作。“四清”时候，他是我们的工作组长，亲自指导我们作了一次“当代文学在农村”的社会调查。他多次对我说：“坐在书书斋里搞研究不会有什么出息，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才会有大的突破。” 我深有同感，并决心一试。他便把我引为知己，结为忘年之交。
毛星私下告诉我，已征得四川省委同意，回京后要去地方挂职，可带一名助手，问我是否愿去？我欣然同意前往。
不料，回京后情况突变，文革开始，四川之行化为泡影。
现在，这位当年志同道合的老领导，会不会支持我的想法呢？
16、实践也要时间检验
好久没见毛星同志了，他已经从血气方刚的壮年变成两鬓斑白的智者。
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当成黑帮‘揪出来’的时候，我找他做过一次密谈。问他有没有历史问题，如果没有，我敢贴大字报保他。在我看来，毛星与何其芳一样，都是难得的红色专家，如果连这样的人也打到了，文学所还谈什么又红又专！和其芳同志一样，他详细介绍了他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从参军到延安，从东北局到文学所，从未有过任何历史污点。但他严正告我：千万不要保他，那样非但于事无补，而且还会连累一批青年。
我说：“难道就任凭别人颠倒黑白，胡言乱语吗？”
毛星说：“你还没看出来吗？这次运动，看来不是一个单位的问题，是全国性的。怎么发展，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此后，每次“黑帮”分子“早请示晚汇报”时，他都带头高喊这条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响彻走廊，传遍全所，这是喊给自己听的，也是喊给大家听的。
后来，我们又一起去干校，一起下工厂，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插起门来仔细审读我们的书稿。当时，中央已明令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社科院前身）的人不准发表文章，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偷偷写了一本红楼梦研究的书，化名“佟雪”想在我们的同学陈俊山供职的江西出版社出版。小样打出来了，我们暗中请毛星同志审阅。毛星在劳动之余，偷偷审看完了全书，详细提出了意见，并特别告我：“你们在引用马列的话时，一定要查看原著，你们的引文，有些是断章取义了。”他对科研的严肃态度，令我深为感动。
现在，我又要去见这位老领导，请他帮我做一次重大决策。
门开了。毛星坐在一个特殊的沙发上，欢迎我的到来。
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每天就坐在这个“沙发”上看书。
这个“沙发”，其实都是用书堆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层布。
毛星笑着说：“书太多，没处放，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我说：“这坐着多不舒服啊，还是换个柔软的大沙发好些。”
毛星哈哈大笑，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还是坐在书上安逸！”
说笑中，我又看到了当年的毛星，看到他那宽阔的额头，和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
我单刀直入的谈出了自己想深入实际的打算，本想他会毫不含糊地支持，不想，老人家却迟迟没有吭声。
我憋不住了，禁不住说了一句：“毛星同志，当年，您可是支持我下基层的。”
他没有理采，又沉思良久，才不紧不慢地说：“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当时我的年龄，和你现在差不多，考虑也不一定成熟。时间固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要认识实践的正确与否，恐怕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时间。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经济需要的角度看，可能是对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尚需过一段时间来观察。会不会导致贫富悬殊，能不能激化社会矛盾？可能要过十年八年才能看得出来。你还记得咱们在安徽四清时讨论的一个问题吗：在现阶段，阶级消灭了，为什么还存在阶级斗争？20年过去了，看看目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不难得出答案。
“实践需要时间，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常数。不能一时心血来潮便跃跃欲试。因此人生应当有一个规划，你这一辈子究竟要干什么？是为官，还是为文？我当年坚决不当副所长，有朋友很不理解，有人说我不识好歹，有人怪我虚张声势，其实我有我的打算，就是想多读点书，做好研究工作。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动摇。”
毛星看了我一眼，又语重心长地说：“转眼之间，你离开文学所已经十来年了，再过十年，你也就快退休了，不能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瞄准一个方向，努力向前！”
可能觉得话题有些沉重，他又用轻松些的口气说：“不过你也不要气馁，十年的时间并不算短，可以做很多事情，抗日战争才八年嘛！”
谈话中，毛星并没有对我的去向明确表态，但他却明确告诉我应当怎样规划工作，怎样规划人生。
从毛星家里出来，我步行回到崇文门宿舍。一路上回味着毛星的谈话，心里踏实了。
17、老师的指教
周末，去韩校长家聊天，正好伍绍祖也在。
谈话中，韩老问起我的工作，我便谈起拜访毛星同志的情况。
韩老说：“毛星指出的要规划人生，是很重要的，大处说是如何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贡献力量；小处说是要对事业的发展、个人的前途有一个安排。在规划人生的时候，还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方面有人归纳为三个字：你、我、他。就是，我的条件，你（用人单位）的考验，他（组织部门）的推荐。不是个人的志愿都能够作为奋斗的目标，有时要根据清况的变化不断的修改。比如我吧，刚到延安的时候，是想当作家的，可组织上看我念过师范，就分配我到了保育小学，此后我就改变了志愿，决心做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一干就是几十年。这并不是说我原来的志愿就一笔勾销了，我还可以写小说，写教育小说。”
伍绍祖插话说：“韩校长写的《两千里行军》同学们都爱看，已经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十几个国家了！”
韩校长接着说：“要以国家需要为重。比如绍祖，国家需要他当国防科委的政委，他就不能再用过多的时间去关心自己的专业。”
绍祖说：“我也可能要修改自己的志愿了，耀邦找我谈话，问愿不愿去文化部？”
我说：“文化部千万别去，积怨太深，矛盾太多。还记得咱们在歌剧院写歌颂周总理的剧本吗？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就可以枪毙一个节目，气不气人？”
“国家体委呢？”
“这个地方可以去。现在咱们国家别的地方不行，只有体育项目，像体操啊，举重啊，还能振奋人心！”
韩老笑着说：“你对文化部熟悉，觉得那里矛盾多，其实任何单位都有矛盾，不然还派领导前去干什么！究竟到哪里去，最后还是听组织的安排，你们不要过多的强调自己的意见。”
绍祖点点头：“好，我记下了。”
我语带调皮地说：“到底还是老共产党员，组织纪律性就是强。”
韩老并不计较，仍然含笑回答：“老不老吧，跟着党干了几十年啦，一直就是让到哪里去哪里，从来不是想到哪里去哪里！现在不同了，你们有了选择的余地，组织上还要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当然可以谈出自己的志愿，不过你们不能过分强调自己的志愿，让组织为难！”
我们连连点头称是。
从韩老家出来，绍祖边走边说：他熟悉天津的李瑞环，我若想到那里去锻炼，他可以推荐。
我想了想说：“我在南开读过五年书，有不少老师和同学，也认识一些当地的作家，可以试试。”
绍祖说：“那你发个简历给我吧，过几天开会我找他问问。”
几天以后，全国人代会召开，伍绍祖来电话说：他将简历当面交给了李瑞环，向他表示了推荐之意，坐在旁边的田纪云说，关键看你那里是否需要这样的干部？李说，目前还真需要。
当天晚上，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天津作家航鹰来电话说：刚才李瑞环找她了解我的情况，她说我是她的朋友，说了不少溢美之词。李表示：我和此人没过过招，能否先平调过来，以后再说。
看来此事要提上日程了。
18、没门儿
听了毛星和韩老的教悔，我为自己的去向定下两条原则：一、不着急，二、不强求。听其自然。
我有点相信命运，命里有的，不请自来，命里没有，求也不来。其实这就是现在说的“机遇”。
“机遇”，“机遇”，就是遇到机会。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时机不到，“遇”见不了，时机一到，必然“遇”到。因此不必处心积虑地去找，只要做好当下的工作便是。不然，就会见异思迁，得陇望蜀，就会这山望着那山高。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等”，守株待兔般地“等”。也许一辈子等不来这样的机会，那就是命里没有，也不必怨天尤人。好比是找对象，强扭的瓜不甜。
天津的事情提起之后，我也就放下了，照样去参加在湖州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是湖州民协举办的，邀请在上海的民协副主席姜文和我参加。湖州地属浙江，举办方听说我与浙江省委副书记刘枫认识，希望能得到他的题字，于是我在到达湖州的当晚又赶回杭州。
刘枫是我在青海工作时的老领导，听了我们的要求之后，当即欣然命笔，提写了“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名间文学”几个大字。他是个书法家，又分管意识形态，与会同志自是欢欣鼓舞。
在刘枫家里，我还碰到了来访的浙江省作协主席叶文玲。叶文玲是我的老朋友，还是在北京开青年文学会时见过，如今也人到中年了。言谈中，叶文玲竭力称赞杭州的美景，并鼓励我说：“你也调到浙江来吧，你看这多好啊！”
刘枫接着说：“好哇，我看可以考虑。”
叶文玲走后，刘枫问我：“刚才的话，我不是随便说的，你觉得调这里怎样？”
我不假思索地说：“这里确实很美，我也很喜欢。”
刘枫说：“这里确实很美，可是也很复杂。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回答我。”
散会后，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学肖欣桥邀我游西湖。我自然求之不得。不过我忽发奇想，让他不要前来接我，“咱们就来个浪漫一点的，就在断桥相会怎么样？”
老肖笑道：“就依你吧。”
我如期而至，却望桥莫及。我进不去，找不到西湖的门。
我虽是第一次来，但自认为找到断桥不难，可是，既然是公园，总要进门以后才能找啊！
西湖的门在哪里呢？
我去问路边的交警。
交警好像没听懂我的话，反问一句：“你找什么？”
“西湖的门！”我重复了一句，还用手划了个框框。
警察不回答我，反而对旁边的警察说：“喂，你看，他，他找西湖的门！”
看他那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西湖不同于其他公园，它本来就没有门。
好容易见到老肖，我说了找门的情况，只把他笑弯了腰。他打趣我说：“西湖本没有门，问的人多了，只好开个门。”
我却暗自思忖：“没门，没门，是不是预示我到浙江工作的事‘没门’啊！”
回到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宗鼐。赵部长问：“海南需要干部，你去不去？”
“我去我去，我愿意去！” 我满口答应，还不由自主地加了一句，“海南好，没有比这更靠南的了！”
那位董易经的朋友不是算我要往那边去么，没有比这更靠南的了！
赵部长不知就里，很不解地看着我。
一提海南我就倍感亲切，立刻决定要去，毫不犹豫。当晚就打电话回绝了天津和浙江。其速战速决，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这大概就是命，是命里注定。冥灵之中，好像有人催着我办，甚至没有对海南作起码的了解。
其实，我并未去过海南，只知道那是个新设的省份。党校毕业时，我们去南方考察，最后一站是海南。我偏偏生病提前回来了。当时就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
如今果然应验了！
杨志杰简介：
杨志杰，男，河南滑县人。1940年12月生于河南滑县城关镇青龙街，父亲杨信一被叛徒吴兰田杀害，英勇牺牲。他自小与外祖母相依为命，母亲郑修吾跟随八路军部队教小学。他幼读私塾，后在城关和丁堤口村念小学，1953年——1959年在河南省道口中学（今之滑县一中）读初中、高中，其间58年曾参加县里在太行山的大炼钢铁，有多首小诗在县报发表。
1959—-1964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师从现代文学奠基人李何林和红学专家华粹琛教授。学年论文《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在《南开学报》发表，毕业论文《论红楼梦的继承与革新》在《红楼梦学刊》发表。
1964—-1985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85年一月被评为副研究员，编辑《文学评论》，主编《作品与争鸣》。主要著作有《横眉集》（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其中《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严重斗争》曾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按语发表，全国各报转载，中央台广播，党主席表扬，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对粉碎四人帮及其文艺思想，有较大影响。专著有：《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主题轮》（江西人民出版社版），《赵树理小说人物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诗歌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概论》（原载工人日报，海南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沧海人生》（南方出版社出版）记述了他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交往及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吴晓玲等人的遭遇，其中有的章节在人民日报海外报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
1984—-1985，任青海省文化厅副厅长，研究员，创建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陶瓷研究所，组织和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雪压昆仑》和《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人民日报》发表，《青海日报》加按语转载，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5—-1988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1988—-1989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9—-1992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民间文学》主编。
1992—-2001经中组部调任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厅长、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已退休。
1998年3月24日时任省文体厅厅长杨志杰（右一）到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