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杰：《天涯惊梦》（尘缘第6章 ）
1、海口一瞥
“海口到了！”
随着空姐的一声预告，机场里发出一片欢呼。
听得出来，同机来的旅客，多数都是来自内地，这里叫大陆。有来投资的，有来买地的，有来开店的，有来考察的，也有像我这样，是来上任的。
忽然，飞机从房顶上呼啸而下，旅客们又是一片惊呼。原来，那时的机场在市里，是军用机场改的。
机场门口，先我到达的几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原来的两位老部长，都来接我，他们说，省委领导、宣传部长正在饭店等我，给我接风，这令我倍觉亲切而感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湖南，有的来自山西，有的来自黑龙江，有的来自《光明日报》，真可谓是五湖四海。古人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后，我就要和这些老大哥们朝夕相处，携手共勉了！
我住进了省委招待所，那时叫海南宾馆。
招待所住满了新来的干部，几位省领导也住在这里。吃饭也都挤在一个小食堂，随时可以汇报工作和交流信息，颇有点大军南下的味道。
我忽然想到水浒传里的两句话：“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生死可同”，心里热乎乎的。
晚饭后，我想到街上散步，一出大门，吓了一跳，只见到处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并肩接踵，车水马龙。这分明是热闹的夜市，哪里有安静的夜景。
好容易挤到十字路口，忽然听到一阵清脆的哨声，只见警察果断的把红旗一挥，拥挤的人群急忙收住脚步。啊，原来作为主干道的海府路，这时还没有红绿灯，要靠警察用旗语指挥交通。
挤过十字路口，看见新开张的两家饭馆，名字很大气，一家叫“三北饭店”，一家叫“西游饭店”。
我问店家：“何谓三北？”
答曰：“三北者，华北、东北、西北也。凡是三北来的客人，到这儿就是到家了！”
“西游呢？”
“西游记呀，在此可阅尽人间美景，享受神仙佳肴。”
“生意还好吗？”
老板且不回答，只用手往里一指，我瞟了一眼，见里面早已人满为患。
老板呵呵笑道：“听口音客官也是北方人士，明天早点前来，尝尝我家手艺。”
我点头道谢，又朝前走。
前面就是海口宾馆，是海口最繁华的所在。别看当时海口还没有红绿灯，这里可是灯火通明。
我走进大堂，看到一位真人大小的财神爷正在笑容可掬地享受人间烟火，禁不住拱手笑道：“财神辛苦了！”
忽听耳边一声大喊：“先生好像！”
我吃了一惊，定睛看时，只见一位面色微白，五缕长须的老者正望着我。
我停下脚步，对方又连珠炮般的发话：“先生好相，10天之内必有大事发生，老夫愿送你一卦，不知能否赏脸？”
啊，原来是个算卦的。
我不假思索地打趣道：“不好意思，我们是同行。”心里说，是啊，都是搞意识形态的。
不料对方拱手赔礼道：“真对不起，小弟昨天刚到，不知这是你的地盘，马上就撤，马上就撤！”说着，连连后退，将到走廊的尽头，转身进了洗手间。
少顷，从洗手间里走出一位打扮时尚的中年男子，从我身边过时，微微点了点头，我觉得此人好生面熟。猛然想到，就是刚才那位算卦的老者，只不过没了胡须和道袍。
别了卦师，继续前行。
马路边，有一家新开的歌厅，歌厅门口，摆满祝贺开张的的花篮。花篮旁边，站着两排如花似玉的姑娘，姑娘旁边，挤满交头接耳的人群。
忽听一声唿哨，有人大喊“扫黄的来了！”
姑娘们立即收起矜持的笑容，纷纷很熟练地四散逃走，跑得慢的则被塞进车里，但她们似乎不太害怕，有点习以为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几个看热闹被“殃及”的观众也被抓了进来，她们拼命挣扎，大叫冤枉，其中一个竟大喊道：“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是司令员的女儿，是到这里来散步的！”
“扫黄者”毫不示弱，冷笑道：“你要是司令员的女儿，我就是江泽民的孙子，废话少说，到地方再讲！” 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塞进车里。
我摇摇头，走进一个叫水庄的广场，想坐下喝茶。
多名服务员穿梭般往来于各个茶座之间，连喘气的的工夫都没有。我环顾四周，像我这样独坐品茶者极少，多数人都在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从股票谈到彩票，从批示谈到批文，从买地谈到卖地，从政坛说到文坛，一个个脸上放光，神采飞扬，似乎精神都处于亢奋状态。
虽然已经是深秋季节，海风吹来，凉风习习，这里却气氛热烈，一点也没有降温的味道。
忽然，高音喇叭中有人高声喊道：“现在，有请本庄庄主主持升旗仪式！”
什么？升旗？现在已经是夜里9点了，还升什么旗？
说话间，又听高音喇叭中一声高喊：“奏乐，升庄旗！”
雄壮的乐曲声中，一面杏黄旗在高高的旗杆上冉冉升起，仰首望去，我这个近视眼看不清旗上的字迹，似乎写的是“生财有道”。
……
这就是海口，这就是我当时见到的海口。
热闹，也有胡闹；
有雾气，更有朝气！
在这里，我就要开始我的长长的天涯之旅。
2、四房一厅
我不改初衷，一到海南就给省委书记写信，表示自己想下基层的强烈愿望。但当时省里正在调整班子，书记哪里顾得上此事，直到他离任前夕，才将我的信转给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本拟同意我的请求，但新来的常委、宣传部长竭力挽留，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干吧，宣传部正需要人。盛情难却，我只好留了下来，失去了最后一次到市县工作的机会。
随后，新书记、省长到任，我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厅长。
这个文体厅，是机构改革的试点单位。为了体现 “小政府，大社会”，这个厅集文化文物、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运动四个厅局的职能为一体，号称“四房一厅”，内设出版局、体育局及17个处室，下属电视台、广播电台、广播电视技术中心、海南出版社等4个副局级单位和电影公司、南海影业公司、省电影机械厂、省新华书店、省文化艺术学校、省高级体校、省琼剧院、省歌舞团、省民族歌舞团、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省新闻图片社、省美术出版社、省艺术研究所、《特区时报》社、省新闻出版报、环球体育、环球市场等正处级单位。
四位副厅长各管一个方面，纪检组长负责监督。还要直接面对省政府和宣传部的双重领导，搞得好是四星捧月，搞不好会四分五裂。
这还只是省内的关系，至于上面，更为复杂。
因为上面要对口四个部委和国家文物局，所以连厅的名字都很费周折。有人说，新闻出版可以归为文化，广播可以包含电视，所以叫“文化广播体育厅”；也有人说，广播电视也是文化，干脆叫‘文化体育厅’，简称‘文体厅’。文件刚报上去，立刻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强烈反弹。
有人说：你们厅的名字，看不出跟我部有何关系，为什么要给我们打报告？
更有人半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只有两个地方管不到，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海南。弄的我们哭笑不得。
尤其是开全国厅局长会，这是我们最难应付的时候。
由于同属意识形态部门，上面各部多在同一时间开会，布置全年的工作。最后中央首长一起接见。因为事关重大，各省都要求正厅长参加，否则便被认为不够重视。
而我们只能派副厅长参加，因此引起不少非议。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在这个部报到，去那个部开会，再到另一个部吃饭。在几个部都露上几面，以示重视。
不料这样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海南的厅长太散漫，明明看到他来报到，部长要找他谈话，他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岂不知，我正在几个会议之间疲于奔命。
后来，我又改变策略：区别情况，不同对待。
体委主任伍绍祖是我的老朋友，出版署长于有先是我的大学长，我均登门拜访，说明情况，取得谅解，体育和出版方面的会议，都派副厅长出席，我不再参加。
文化部是我的‘老家’，朋友多，好交流。
今年，我选择多参加广电部的厅局长会，到那里正有急事要办。
3、实验权
全国广电厅局长会议已经开了两天，坐在前排的我，还是一言不发。
各兄弟省市的同仁都争先恐后地讲话，有的汇报工作的成绩，有的分析遇到的困难，有的描绘未来的前景，有的提出改革的方案，气氛十分热烈。
逐渐，讨论集中到一个敏感的问题上：各省都在和邮电部门争夺光缆的建设，都在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斗争。
事情明摆着，控制了光缆的建设，就有利于将来控制网络的发展，这不仅关乎到电视节目的传输，而且将来还有更广阔的后续利益，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光缆的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当时的海南，仅广电大厦的建设就已经弄得我们焦头烂额，哪里还能抽得出更多资金？！而且，邮电部门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邮电部的强力支持，已经捷足先登，在海南建起了传输讯号的“高速公路”。我们虽然经过力争，省里还是作出了不利于我们的决定：海南不搞重复建设，就上邮电部门铺设的“高速公路”。
这件事随着省委的裁定，本来已经不再争论，不料邮电部门却得了便宜卖乖，要总结推广海南的“经验”，因此引起大陆各省的强烈反弹，大多认为“海南厅当了投降派，带了一个坏头。” 我们觉得十分委屈。
我正憋着一口气无处发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带领一个调查组来海南开座谈会。
袁木其人，此前我只见过一面。还是在北京的时候，一次我到厂桥中组部招待所去看一位朋友，见对面房间坐着一位高个长脸的同志，朋友说，这就是袁木，国务院研究室的。当时我并不在意，也未讲话。后来，“八九”年敏感时期，他经常作为发言人出现在电视上，我看脸有点熟，才想起在厂桥见过。这次来海南，才面对面见到了真人。听说他来之前已经了解邮电部门的意见，我也大体知道了他的倾向，因此讲话也就开门见山。
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毫不客气地说：“既然省里已经做出决定，海南不搞重复建设，让我们借用邮电部门的‘高速公路’，我们就应该执行。不过，话必须说清楚，这样的做法，只能算‘借路’，不能搞‘劫路’，如果谁想趁火打劫，借此削弱广电部门的作用，甚至取而代之，那只能是白日做梦，因为那决不是省里的本意，也违背了合作的精神。还应该强调的是，海南准备试行的这种做法，只是准备这样摸索，不知是否成功，更不能称为‘模式’，向外省推广。它只能算‘试验’，不能算‘经验’。如果谁要‘趁火打劫’，并将此作为经验推广，那就是制造‘动乱’，必须坚决制止！”
听到‘动乱’二字，我看到袁木神情木然，接着便发出了大家都熟悉的“嘿，嘿，嘿”的笑声。
现在，在全国广电厅局长会议上，面对着各省首次见面的同行，我能够就这样沉默下去吗？
不，我必须以实相告，倾诉衷肠。
第三天的会议气氛有点异常，大家不再争先恐后地发言，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我，似乎在等待我这个从未开口的人怎样表态。
我开始发言了，声音低沉而沙哑。我说：“海南是个小省，也是个穷省，来参加这个会，主要是向老大哥们学习的，所以这几天一直没有说话。和兄弟省市相比，我们似乎有点另类，不是鹤立鸡群，而是‘鸡立鹤群’。广电部门，在各省都是高大英武的形象，羽翼甚丰，唯独海南是一个小雏，而且是一个连体婴儿，天生的营养不良，我们要承担四个厅的任务，却只有一个厅的经费，因此常为无米之炊烦恼。省里决定我们的传输不再搞重复建设，借用邮电建成的‘高速公路’，实在是无奈之举，是借用，不是附庸，你是你，我是我，主权分明，不是投降。而且，我们再三强调，这只是‘试验’，既然是试验，就有两种可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况且各省的情况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会不同，如果谁要把海南尚未进行的事情当作‘经验’去推广，势必造成大的混乱，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海南特区，‘特’在何处？特就特在国家赋予它特别的‘试验权’。海南是个弹丸之地，在这里不妨先搞试验。
对了，成不了大事，
错了，坏不了大事，
改了，费不了大事。
所以，对海南的试验，大家不必担心，只要根据本省的情况和规定去办就是。即使将来这里的试验可行了，也不见得就适合贵省的省情。比如海南的四厅合一，在当地看来可以，在外省就未必行。中央台采访我对机构改革的意见，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像我们这种‘四房一厅’的做法，在海南尚可，在外省肯定不行，除非国家的几个部委也合起来。
在这里，我们还要请部领导理解，不要对海南厅采取制裁措施。邮电部门和我们有别，他们是直线领导，部里可以决定他们令行禁止，我们则不同，部里拿的是‘黄牌’，省里拿的是‘红牌’，如果我们被红牌罚下，换上去的肯定是更听话的人。”
部领导笑道：“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晚饭以后，一位老乡前来聊天，他说：“你今天的发言，解除了大家的一些误会，咱们的感情也拉近了。”
我说：“一回生，二回熟，主要是我们孤悬海外，与大家交流太少。今后，欢迎你多到海南来！”
友人笑道：“现在流传着一个顺口留，‘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弄得我们都不敢去了。”
我也笑道：“这也是个误会。实际上，到了海南，才能使你身体更好。我是扫黄办主任，可以负责任的地向你介绍真情。”
4、放了一炮
我们这一届文体厅的领导中，分管文化的是仇副厅长。因他在班子中年纪最长，大家都叫他仇大哥。
因为我今年要重点参加广电部的会，便请他代表厅里参加文化部的厅局长会，我在几个部委间“赶场”，晚上和仇大哥见面，听他传达会议的情况。
第一天，仇大哥便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今晚的预备会，他放了一炮！
我吃了一惊！
这位仇大哥，一向心直口快，放荡不羁，该不会闯什么祸吧？忙问：“请道其详。”
仇大哥绘声绘色地说：“今晚的预备会，中宣部的d部长来参加了，他在会上竟然点了咱海南的名！”
我惊问：“为什么？”
仇大哥漫不经心地说：“还是为‘三陪’的事。我知道这问题比较敏感，因此坐得离主席台远远的，觉得这D部长眼神儿不好，不容易发现，不想他直接点了咱的名，他在场内扫了一圈，大声问道：海南的同志来了没有？”
我只好应声站了起来。
D部长并不让我坐下，更加提高了声音：‘听说你们那里搞什么三陪：陪喝、陪吃、陪唱，陪来陪去，不知把客人都赔到哪里去了！”
我很生气，想要辩驳：难道三陪是我们发明的吗？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治理呢！
D部长并不听我解释，也不让我坐下，便转谈别的问题了。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那里，心中很不是滋味，等了一会，趁他看稿子的机会，悄悄坐下了，反正他也看不见。
坐在那里，我心中越想越气，觉得不能这样忍气吞声，一定要找机会表明心迹。
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台上有人问道：谁还有什么事要说吗？没有咱们今天的预备会就开到这里。
我知道他是在征求主席台上各位领导的意见，是客气话，可是我顾不了那许多了，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勇气，我忽的一声站起来说：d部长，我有话说！
众皆愕然。在这样的场合，连众部长都低声敛气，哪里杀出这个不知高低的程咬金？！
d部长也颇感意外，他远远望了我一眼，用揶揄的口气说：大家先别走，海南的同志还有话说。
站起来的同志，又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我说：刚才d部长讲的情况，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部里下去都是先给省里通知，不像我，到各市县去都是微服私访。
没等我把话说完，d部长就没好气的说：“大家都听见了，今后去海南，谁都不准先通知，要微服私访。散会！”
仇大哥说的时候，一直面露得意之 色，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他们了解到各地的真实情况，就不会单单批评我们海南！”
可是，随行的处长插话说：“不知厅长听清没有，d部长说的是，今后到海南要微服私访，没说到其它省都不事先通知！”
仇大哥一愣：“那这不就更不公平了吗？”
我没有答话，心里说：这下可得罪“上峰”了，等着接受更严厉的惩罚吧。
我和仇大哥约定，在别人来微服私访以前，咱自己先“私访”一下吧。
5、微服私访
我们考察文化市场的第一站，选择位于温泉之乡的一家著名酒店。
这里风景如画，游人如织，依山面海，鸟语花香。大山深处，一条银链般的瀑布正飞流而下，瀑布边，对对前来观光的青年男女正拾级而上，迎面走来了头戴自制印花方巾，肩挑新采摘的热带水果，嘴里哼着黎族山歌的姑娘。
从宾馆门口仰望对面的山峰，陡峭的悬崖上，隐约间似有一尊坐佛，坐佛两边还站着两位侍者。佛像前面，是一片不大的开阔地，四周长满了灌木，远远望去，很像一座佛前供奉的香炉，‘香炉’中间，挺立着三株连体的古树，当地人称为“高香”。
站在山巅，可以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排排巨浪有节奏的拍打着山根，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本来是一个崆峒的世界。
可惜，在宁静的山村里，在群山的怀抱中，建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歌厅，每天晚上，在夜深人静之时，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和撕心裂肺的破嗓子就会从这里冲了出来，划破夜空，向大山传递着一个不良信息，就像当年消息树一倒就是向人们预告：鬼子进村了!
我实在不堪其扰，没精打采地回到房间，打开电视。
“笃笃笃！” 有人敲门。
“谁呀？”
我很不情愿地问了一声，走向门口，通过门镜往外看看，没人。
刚回来坐下，又有人敲门：“笃笃笃！”
我生气了，猛地一下把门拉开，还没等我看清是谁，一个人影早挤了进来。
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位打扮入时的姑娘。
“请问，您找谁？” 我尽力把口气放得平缓。
“我，我，不找谁，就是想找，大哥您，聊聊！” 姑娘脸通红，捻着衣角，吞吞吐吐地说。
我心头一亮：奧，明白了，他是一个“小姐”，来谈“生意”的，这不正是我们要考察的内容吗，得把她稳定下来。
我打量此人，虽穿戴得花枝招展，眉宇间却隐藏着些许哀怨。
我刚示意请坐，只听她肩上垮着的小包里忽然发出嗡嗡的响声，她忙拉开拉链，拿出一个汉显的BB机（那时还基本没有手机），刚看了一眼，只吓得面如土色，急促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
我来不及拦阻，她早夺门而出。
我楞了一下，想要弄请她的去向，开门出去一看，那姑娘早已没了影踪。
少顷，同来的h处长拿着一封信来到我的房间，说是有紧急情况报告。
h处长报告说：刚才他刚回到房间，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封信来。信中写道：我受人欺骗，误入歧途，今晚九点，影宫九号包厢，求您千万准时前往，救我脱离虎口！
信末没有署名，字迹十分凌乱，似乎写得匆忙。
我问处长，打算如何处置？
处长说：“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位上当者的求救信。如果我们置之不理，岂不要错过一次救人的机会？不过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如果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去了就受骗了！”
“有什么危险？”
“危险倒说不上，不过我们肯定会暴露身份，‘微服私访’就搞不成了！”
“这事请示仇厅长了吗？”
“请示了！”
“他的意见呢？”
“仇厅长说，我们这次行动是绝对保密的，连当地的文体局都不知道，让我们不要多想，按时赴约，全力搭救这名女子。”
我点点头，又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她怎么知道你会救她，又为什么冒然给你写信呢？”
处长也茫然道：“不知道哇，也许是病急乱投医，误打误撞吧!”
我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一面吩咐他按仇厅长的意见办，一面拨通了县文体局长家里的电话。
回电话说：局长今晚有事，还没回家。
办公室电话也没人接。
h处长转身“行动”去了，可我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6、堵还是导
在宾馆房间，我拿着贺h处长送来的字条仔细端详，分析着可能出现的情况。
忽然，房门被紧急的敲开，只见h处长满头大汗站在门口，后面还跟着一名身穿制服的青年。
“有新情况报告！”h处长边擦汗边气喘吁吁地说。
我忙将他们让进屋里。
h处长指着后边的青年说：“这是县稽查队的李队长。”
我和小李握了握手，请他一并坐下，催问h处长有话快说。
h处长喝了口水，说：“刚才，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9号包厢，刚刚坐下，只见慌慌张张来了一位小姐，她一进来就悄声问我，是不是从省里来的？我说，有什么事你就讲吧！她左右看看，才十分紧张地说，我就是下午往你门里塞条的人——
话音未落，突然断电，全场一片漆黑。黑暗中有人用电喇叭高喊：各位观众听着，现在稽查队检查，稽查队检查！大家都不要动，都不要动，灯亮后到两边排队，男左女右。在包厢的男女，要拿出结婚证——”
我大吃一惊，忙问身边的稽查队长：“你们就是这样执法检查的？”
小青年涨红着脸分辩说：“不是我们。下午刚接到一个匿名举报电话，说今晚这里有人搞色情表演，我们这时也刚赶到门口，就听到里边喊话！”
“约你见面的那位姑娘呢？”我转向h处长处长问。
“灯再亮就不见了，黑暗中好像被人捂着嘴拉走了只听到唔的一声，便没有了声音。灯亮时便无了影踪。”
“你以前见过她吗？”
“好像晚饭前在走廊迎头碰过面，当时见她很慌张的和我擦身而过，似乎刚从哪个房间出来。”
我说：“这就对了，她就是刚从我房间出去的那个人。当时她看过bb机便脸色陡变，是接到了老板的通知，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贺处长不解地问：“那他为什么要往我门缝里塞那个字条呢？”
我想了想说：“这大概是老板的金蝉脱壳之计，一面让他缠着你制造事端，一面率领队伍溜之大吉。”
这时，隔壁的仇厅长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问明原委，厉声高叫道：“没错，这就是涉黄者自己搞的，是他们自导自演！那小姐也不用找了，早被他们转往别处去了！”
我问：“何以见得？”
仇厅长胸有成竹地说：“这事我碰见多次了。我们突击检查，他们仓促应付，因为来不及通知同伙，便放了个突然停电的烟幕，这样，既掩护了同伙撤离，又能给稽查队抹黑，他们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趁机逃之夭夭了！”
我点头称是。觉得仇大哥分析的颇有道理。便问他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仇厅长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微服私访的办法是行不通了，因为他们的信息比我们还灵，况且他们搞的是游击战术，演得成就演，演不成就跑，我们是扫不胜扫！”
我说：“总该有点积极措施吧？”
仇大哥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仇大哥摇头道：“说也没用！”
我笑道：“你还没说，怎知没用？”
仇大哥黯然道：“量你也不敢采纳，因为是某部长批评过的。”
“请道其详。”
仇大哥亮起嗓门道：“叫我看，为今之计，别无良策，只有依法管理。”
“我们现在不就是依法管理吗？”
“不是以现在的法，而是要另立新法！”
“啊，怎么个新法？”
“现在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字：堵。把他们压到地下，不敢露头，一露头就扫，结果像割韭菜一般，天天扫不尽，歪风吹又生。就像现在这个剧团，今天把他们吓走了，明天不知从那里又冒出来。扫不胜扫。不如干脆让他们浮出水面。”
“怎么浮法呢？”
“具体说也是一个字：导，疏导的导，而不是打倒的倒。”
“有什么可行的措施吗？”
“比如，可以办一个培训班，把那些在舞厅里流动的小姐们都组织起来，可以叫舞蹈教练，算是企业的正式职工，这样会便于管理，也能够教育和提高。出了问题，找企业领导是问。”
“这倒是个高明的主意。”
“这不是我的主意，是比我高明得多的人的主意。可惜，空有良策，不能实施啊？”
“为什么？”
“上峰不同意呀！”
“理由呢？”
“说这样做是把三陪公开化，合法化了！” 我明白了，我们只好相对默然。
据说，这位领导因为持此看法，扬言在任期间绝不到海南来，真可谓深恶痛绝！
我想：“三陪”现象不过是文化市场的一角，而且是不很重要的部分，“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原本是一句戏言，却被一些老夫子无限夸大了，其实，国人无不欣赏这里的蓝天白云，椰风海韵，都觉得海南的娱乐场所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黄色的当然要扫除，健康的娱乐更要发展。只有发展市场，才能占领市场，而不能一味地取缔市场。好比东郊椰林，病树当然要治，但更重要的是栽树。不然，如果一发现有枯枝败叶，就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板斧向椰树排头砍去，那是永远难以看到椰树成林的。
有感于此，我希望在娱乐圈广交朋友，而不能像这次微服私访那样成为互相算计的对头。要放手教他们发财，健健康康地发财，奉公守法的发财，不能走歪门邪道。
此后，虽然我们没有按原来设想的那样办成培训班，但是那种方法还是改头换面的渗透到工作中去了，海南的娱乐业在艰难取舍中得到了发展。
7、友乎，敌乎
在第一次全省文体工作会议上，我又一次公开阐述了文化市场交友论，我认为，海南文化市场的当务之急是发展，而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应该是破字当头，而应该是立字当头，有破有立。这些话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报到北京，那位对海南有成见的中央领导有何看法，可想而知。
会议在紧张地进行，全省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工作等部门都在传达和讨论北京各部委的会议精神，每天深夜还在听取汇报。正在此时，办公室秘书小陈接到一个电话，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肖新桥来访，问有无时间见面。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见，一定见，请他在宾馆等我，今晚就去，不见不散！
这位老肖，是我大学时的挚友，情同手足。今日天涯相聚，久别重逢，喜不自胜。
一路上，我一直回忆着在南开的快乐生活，和老肖相处的镜头，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老肖，一副近视眼，一张老婆儿嘴。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井井有条。读书时分秒必争，讨论时很少让步。他来自农村，却不积极参加劳动锻炼，声称体弱多病，偷学第二外语。班委批评他自甘落后，他恭恭敬敬地听着，并不反驳，只是一笑置之。此后仍一如既往，我行我素。
晚自习，我和老肖常常一起复习功课，他笑着问我：“吃丸子吗？”
我愕然地望着他，不知如何作答。
老肖微笑着从书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我一看，原来是一个大药丸。只见他熟练地将药丸分成四份，从容地搓成圆球，就着温水，一仰脖子，吞了下去，吞完抹抹嘴说：“山楂丸，开胃的。”说着又让我吃。
我摇手谢绝道：“我的胃用不着开，天天吃不饱。”
老肖并不勉强，又低头开始看书。
不久我们下农村参加整风整社，老肖因胃病留校搞科研，其他留下的同学，多数是因出身不好而唯恐经不住考验的，老肖出身好，学习也好，理所当然的成了香饽饽。
半年过去了，下乡的我体重痩了几十斤，留校的他知识长了一大块。
毕业时，老肖考上了杭州大学胡士莹的研究生，我分配到中科院文学研究所。
多年不见了，听说他当了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总编，学问一定大有长进吧！
“老肖，开门，我来了！” 我兴冲冲地敲开了老肖的房门。
老肖在屋里答道：“好小子，这么晚才来，再不来，我可要上床睡觉了！” 还是那一口河北话，还是那高高的大嗓门。
门开了，老肖披着衣服站在我的面前，还是那副眼镜，还是那张脸。
我狠狠地给了他一拳：“这家伙，还是老样子！”
“那是当然，这才叫本色不改，年轻时看着老，到老了显年轻。”
老肖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开始沏茶。
我开玩笑说：“不吃山楂丸了？”
老肖边倒茶边说：“不吃啦，在南方呆得久了，又添了新的毛病，喝茶，天天都要喝龙井茶。这不，给你也带来一些，叫你也学着点。”
我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这还用学？！”
老肖正色道：“你这个人，就是浅尝辄止。告诉你，这品茶的学问可大了，够你学一阵子的。不过，我今天可不是来教你品茶的，是专门教你当官的。”
我笑道：“当官？你不是最看不上当官的吗？”
老肖脸一沉：“看不起当官，不等于看不清当官，旁观者清嘛！你小子也真胆大，这么大的事，竟然不向我报告，擅自走马上任了！”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不知老兄有何见教？”
“见教不敢，我真的有点担忧。在北京听到海南的一些情况，知道你到这样一个厅来当厅长，实在放心不下，便直接赶了过来。这个厅，搞得好是四房一厅，搞不好会四分五裂，文体厅，弄不成会成为问题厅。别的不说，上面四个脑袋（文化、广电、出版、体育）两个司令（政府和党委），你将如何应对？”
这一夜，我们抵足而眠，谈了很久很久。
8、扫黄奇遇
第二天刚上班，桌子上摆了一封奇怪的信，信封上写着，十万火急。打开一看，我大吃一惊。
信中写道：她叫子丹，是名作家，因饱受欺凌，痛不欲生，特紧急呼吁，望在三天内前往搭救，若逾期不去，她便以死明志。
查看日期，今天已是最后一天，这可如何是好？！猛然想到老友韩少功，他是作协主席，此事应该他管，便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
少功听有急事，便立刻赶了过来。
我问：“作协有人叫子丹吧？写散文的。”
“是啊，是蒋牧良的女儿，还是我们的副主席，她怎么啦？”
“别着急，先看看这封信！”
我本以为少功见了信会大惊失色，只见他初而茫然，继而释然，最后竟笑出声来：“这绝不是作协的子丹，一定是另有其人。”
“何以见得？”
“昨天我还见到她，高高兴兴的，怎么能寻死觅活？”韩少功一脸轻松。
“那这个人是谁呢？”
少功仍笑道：“吓唬人的，故作惊人之语。不信你让稽查队查一下。”
我不置可否，只好放他走。
他却不走，反而对我说：“我正要找你呢，北京有个作家代表团，你得见一下。”
我忙摇手说：“当代文学的情况，我已经所知甚少了，不去也罢！”
“可他们想见你呀？”
“他们是谁？”
“主要是文学所当代室的同志，有张炯、刘世杰、孟凡林，还有北京市文学所的甘海岚。”
我忙说：“我去，我去！张炯是我的老领导，刘世杰、孟凡林是我的铁哥们，甘海岚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当然去。”
主办单位的意思，是让我代表宣传部表示祝贺的，可我一见老友，忘乎所以，大谈起当年的趣事来。
相当年，我们这些刚分配到文学所的大学毕业生，到安徽寿县参加四清后继续留下来劳动锻炼，张炯是副队长。队长是邓绍基。邓绍基是古代组的，主持全面，张炯是北大55级的，和我们年龄比较接近，受命组织大家搞社会调查。刘世杰和孟繁林都是调查的参加者，主要负责青年社员的文娱活动。还有一个雷业洪，因为夫妇两地分居长期解决不了，调回四川去了。
当时农村的文化生活，虽然单调但很热闹。我们竟然举办了一次全公社的文艺汇演。九里大队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很受欢迎，负责评审的老雷给了个二等奖，理由是“虽然搞笑，但格调不高。” 编剧兼主演毛新书不服，追着老雷问：“啥叫格调？”
为了开展大队的文化活动，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因为书少人多，经常是一人朗诵大家听。一到晚上，青年们都从几里路远的家里赶来，大队部常常人满为患。有一次，朗诵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丫抗大旗》，刚念到“侯隽进来了！” 迟到的民兵队长，正好推门进来，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后来，我们将这些农村文化活动写成调查报告，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当时，“文革” 即将开始，文评即将停刊，很多待发的文章都抢着上末班车，但主编毛星坚持这篇文章一定要发，而且要放在头条，他说，读了这个调查报告，感到乡村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后来，这自然成为他修正主义的一条罪状。
老友相见，万语千言，说不完当年趣事，道不尽苦辣酸甜。
小孟，一直是文学所的文娱权威，每次下乡，他都是我们联系群众的主力。那舞蹈，那身段，那歌喉，和笨嘴拙腮的我成了鲜明地对比。还有他那整齐的小平头，配着两只光彩四射的大眼睛，显得特别神气。如今，小平头已经洁白如霜，我问他是不是染的？他昂首答道：“完全原装！”
小刘，又名“刘四姐”，是著名的昆曲男旦，会唱“袅晴丝飞来闲庭院”，参加过俞平伯组织的昆曲社。下乡归来时，他曾经和我合唱过一曲“老两口同年五十八”，惹得全所同志一阵哄笑。现在，他还是那样细皮嫩肉，说话细声细语。他小声对我说：“你今天的讲话很好，不过引用俞平伯的那首诗，‘黄棉袄儿热烘烘’，其中的‘黄棉袄，指的是阳光照在身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装。” 我很感谢他的纠正。
我问：“雷公怎么没来？”
小刘答道：“他夫人总调不到北京，两地分居，无可奈何，他只好嫁鸡随鸡，调往乐山师院去了！”一举兰花指，表示无限惋惜。
我也十分惋惜。雷业洪，一个淳朴勤奋的好人，曾和我合写过一本《诗歌概论》，若留在文学所，当会有更大作为。
为了不影响会议正常进行，我决定晚上宴请诸公，再诉衷肠，并邀请老同学甘海岚一起参加，聊尽地主之谊，不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9、道 歉
宴会上，我端起酒杯走向甘海岚，十分动情地说:“今天有机会向老同学敬酒，总算了结了我一个心愿！”
在座诸位不知就里，唯独我俩心照不宣。
这杯酒，是我向她道歉的。
大学快毕业时，同学中展开了一场红与专的辩论：大学毕业该不该当农民？我直言不讳地说：“我上大学就是为了当专家的，这也符合国家对我们的培养目标，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一个大学生，最后去当农民，不是太可惜了吗？”
这是我的真实思想，高中毕业时我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是，这在当时显然落后的观点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批判。批判者中，就有时任团小组长的甘海岚。她义正词严的写文章驳斥说：“大学毕业当农民，不能只是喊口号，而应该躬行之。”
对此，我大为不满。我认为：她这是说假话，是虚伪。
观点不同可以讨论，我若错了也欢迎批评，但总不能发违心之论，尽管听来很革命！
在同学眼里，甘海岚是又红又专的典型，我历来十分敬重，她思想进步，学习努力，从不虚情假意，何以有此极左之语？
后来知道，是我冤枉了她。她出身革命家庭，向来以党的号召为第一需要，如果党需要我们去当农民，那就毫不犹豫的去“躬行之”。后来毕业后分配到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陈伯达要搞供给制，她也认为好，也跟着设计。
我虽然误解了甘海岚的动机，但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所以十多年来一直未正式道歉。
实际上，直到又红又专的提法消失，我也一直没有弄懂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们班有一个怪人叫陶先石，外人送号“老朋友”。这位老朋友除上课外天天长在教室和图书馆，昼夜不肯出来。工作人员劝他回宿舍休息，老朋友诚恳地说：“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毕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好的条件了，我现在要抓紧时间读书。”就是在此期间，在别人休息的时候，老朋友除俄语之外又自学了英语、德语和法语。陶先石昼夜不归的消息惊动了系主任李何林，李主任正色道：“你再不休息就不是我的学生，中文系就将你除名!” 老朋友无奈，只好答应。李主任把他请到家里吃了一顿温暖的便饭，送回宿舍休息。
毕业后，老朋友被分配到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文革后不知所终。我常慨叹：老朋友确是一个怪才，如果能有时间再“专”下去，他一定能成气候，说不定会成为大师，如今只能是望友生叹了！
学非所用，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国家的损失，是民族的损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有希望！这一点，说起容易，真正做到，又何其难也！
宴席间，我们推杯换盏，畅所欲言。张炯说:“海南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在这里工作，朋友们都想来看看，前几天见到荒煤，他说过几天他可能来。”
我忙说：“那太好了，他是咱们的老领导，又是我的大恩人，我的《赵树理小说人物论》还是他写的序呢！”
刚说到此，陈秘书急急忙忙跑进来，朝我附耳低言道：“扫黄办有急事！”
张炯见状就势站起宣布道：“小杨今晚还要扫黄，今晚就到这里吧！”
我忙站起，拱手表示歉意。
匆匆告别诸位老友，急忙奔往稽查总队。
10、杨大姐传奇
稽查队长喘息方定，忙打了一个立正：“报告领导，我们只抓到一个妈咪，其他人都跑了！”
看那妈咪，正端坐在办公桌前，慢悠悠的喝水，稽查队问她，她总是不紧不慢地回答：“我不是妈咪，我要找你们领导说话！”
我见此人虽然穿着端庄却不妖娆，不卑不亢并不慌忙，心想，此事可能有些蹊跷，便端把椅子坐到她的面前：“说吧，我就是。”
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半信半疑地问：“你是领导，你能做主？”
稽查队长怒道：“快别啰嗦，老实交代！”
我忙摇手制止，掏出了扫黄办主任的名片，放到桌子上。
那女人仔细端详了名片，又看看我，不再疑虑，却要求单独谈谈。
我示意队长退下，看她还有何话说。
那妈咪看左右无人，这才一五一十地讲出了她的身份。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还是禁不住大吃一惊！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按照惯例询问对方的情况，一边观察她态度的变化。
“姓杨，啊，就算姓杨吧！”
“什么，就算姓杨？你难道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能确定吗？”我生气了，有些被耍弄的感觉。
“是这样，领导！我是个被遗弃的孤儿，是一个姓杨的女人收养了我，我便跟着她姓杨，后来才知道，养母有精神病，收下我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那时我刚会走路，便到处去找，一路逃荒要饭。一次不小心藏到船上，竟然漂洋过海来到海南！”
听说她传奇般的经历，我心里直犯嘀咕：该不是编的吧？那有这般蹊跷，可看到她不紧不慢的样子，又不由心里不信。如果编造这样的经历，是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那么这样便对她会有什么好处呢？
想到这里，我便单刀直入的问：“您找我们，是要干什么呢？”
她急切地回答：“救女儿，救女儿呀！请你们帮忙救救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在哪里呢？”我警惕地问。
“就在这个歌厅里，上周被老板拐跑了！”
我这才大体听清她的来意，便请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我有两个一样大小的女儿，可不是孪生姐妹。一个是我亲生的，一个是我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抱养的。那时，我正要生孩子的时候被前夫遗弃，又恰恰在这时候村头发现了一个弃婴，大家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我正有奶，实在不行我就两个一起养吧，开始大家都不同意，觉得我们孤儿寡母的那里顾得上来，后来由于我的再三坚持，大家觉得除此之外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了。十六年来，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南闯北， 饥一顿胞一顿地喂养成人，好容易拉扯大了，如今其中的一个却被人贩子拐卖了去，你说我这个做娘的着不着急，另一个哭的泪人似的，非要跟我一起去找，被我死活拦住了，叫她在家好好念书，娘一定把妹妹给你找回来，你娃再有个好歹，娘可就没法活了！好容易把闺女劝住，我这才急忙上路，如今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一路明察暗访，终于打听到闺女就被控制在这个艳舞团里，可就是见不到她的人影，我去找他们要人，老板说从来都没见过，还威胁我快走，不然就不客气！”
我请稽查队将这位大姐反映的情况整理成举报材料，在签名时，大姐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周围有人禁不住赞道：字写得不错！
大姐莞尔一笑：“咱原来是文盲，这点文化，都是跟孩子们一起学的。” 这使我对大姐的家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布置完抓捕，为了缓和大姐的紧张情绪，我们便请她讲讲自学成才的故事。
大姐说：“现在不是讲故事的时候，孩子找不到，俺是一点心情也没有。简单说吧，她们上一年级，俺就上一年级，一起升班，一起做家庭作业，考试时自己在家里也做一遍，除了物理化学，俺没有下过80分！”
大姐说得很轻松，可是我们知道：她一个人，又要挣钱养家，又要坚持学习，这需多么大的毅力呀！
值得骄傲的是：两个孩子都很争气，一起考上了大学，学的都是园林系。
当晚，稽查队行动成功，她女儿终于被解救出来。
母女相见，抱头痛哭。
女儿哭诉道：被拐之后，他曾多次设计脱逃，一直难以成功！原来，这位女孩，正是给贺处写条子的那位小姐。
那女孩感谢贺处搭救之恩。
大姐破涕为笑，说：“不光答谢，我还要送你们一面锦旗。”
我说：“送旗就不必了，就请大姐为我们题几个字吧！”众人齐声赞好。
大姐并不推辞，挥笔写道：文化卫士。
11、王洛宾来了
后来，杨大姐希望的民办稽查一直未能如愿，不过，她作为“志愿者”经常协助我们工作，破了不少大案，他的两个女儿也很快就找到了，都在海南上了大学，现在都参加了工作，生活很幸福。这也是好心有好报吧！前几年，她的前夫患了癌症，她一听说连夜买了补品前去探望，她前夫已在弥留之际，流着眼泪连说对不起她，杨大姐安慰他说：“什么都别讲了，你就好自为之吧，身体好比什么都好！”
这位大姐，一直在生活的洪流中长途跋涉，他养过甲鱼，卖过树苗，如今又办起了教育，她说，自己没正规地念过书，要让孩子们都能过去上学！
现在，她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小日子过得十分美满。在海南，她当然是说不上是最有钱的，但她却又拥有人间最可贵的财富！
万般皆下品，人间“爱”最高！善哉，善哉！
入夜，我漫步在海口街头，沐浴着徐徐的海风，品味着人世间各种各样的爱。像杨大姐对她的女儿，那是一种爱，是一种伟大的母爱，其来源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是善有善报的传统文化。昨天晚上举办的王洛宾见面会则是另一种形式，是用另一种形式在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
海口虽然主干道还没修好，可歌舞厅已经不少，人们在酒绿灯红、你争我抢中度过了一天，泡在歌厅用撕心裂肺的呐喊粗暴地驱赶着一天的疲劳，全不知继承传统为何物，王洛宾见面会则不同，它像一股清流，注入到海南的文化市场。
会场不是在豪华的歌舞厅，而是在普通的会议室。主持人不是袒胸露臂的颜值小姐，而是衣冠楚楚的黄宗江先生。几位老人挤在一条长凳上，观众中有人指着坐在他旁边的阮若琳窃窃私语，说那是省委书记阮崇武的亲姐姐，黄宗江干脆大声说道：是不是看她很像你们这里的一个人？大家都会心的笑了，会场的气氛也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开宗名义公开宣布，现在时兴“炒作”，他今天一不炒天王明星，二不炒漂亮小姐，就专门炒作王洛宾。
黄宗江以王洛宾的坎坷经历为典型，生动地介绍了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使我们明白了，文化的继承与革新，离不开三个字：根、深、新。根就是民族的、传统的又是生活中最接地气的。“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只做这海洋中的浪花，而应该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海洋下面的泥土，然后开花结果。像王洛宾，一头扎到大西北，艰难跋涉几十年，他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他的血脉紧连着人民群众。
好久没人提反潮流精神了，其实，在这钱字当头物欲横流的时代，特别需要反潮流。王洛宾就是一个典型。
王洛宾的到来，为我们的文化市场注入一股清流，其实，他应该是我们特区文化的主流，我认为。
12、支 持
继王洛宾之后，文化名人和艺术大家纷至沓来，影视界的阮若林、杨在葆来了，曲艺界的侯跃文、姜昆来了，舞蹈家赵青，京剧界的合著康来了，著名演员汪洋、李铎来了……我的老领导陈荒煤、王蒙、王挤夫也来了。
好多在北京都难得一见的大家，在海南都聚到一起来了！
他们都不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来考察，有的是来座谈，有的是来签名售书，有的是来参加表演。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关心特区文化的发展。
电视艺术家阮若琳，一下飞机就被接走马不停蹄地商议拍摄电视剧的事情，连做省委书记的弟弟也难得见她一面；老领导陈荒煤在和省委书记谈话的空档还拉我面授机宜，谈出他对培养海南文艺新人的意见。吃饭时，我第一次听到王蒙放声歌唱，在三亚，我亲眼目睹了汪洋被小贩包围，不得不买了一副有裂纹的眼镜，大呼上当受骗！
中年作家刘心武，是我在北京时的老朋友，那时我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为他的成名作《班主任》写过评论。这次他来海南，我本应全程陪同，但因杂事缠身，我只能陪他吃一次早茶。
天津作家蒋子龙，我们是患难之交。想当年，他写《乔厂长上任记》，遭到了围攻，我们《作品与争鸣》的朋友却大力支持，甚至还跑到天津去声援。子龙感动在心，非要请我们吃饭，跑了几个饭店，不巧都下班了，在佟楼多亏一位老板帮忙，我们才喝了个不醉不归。如今，他到天涯海角来做文学讲座，我理应尽地主之谊，无奈还是抽不出时间，直到晚上才前往拜访。
蒋子龙还是那样豪情万丈，连连称赞“小政府，大社会”，还开玩笑说，你这个文体厅，称得上是神州第一厅！
我笑笑说：这神州第一厅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忙，一个是乱。
子龙正色道：是不是忙和乱关键看怎么管，只要四轮驱动，就能勇往直前！
那口气，颇有乔厂长上任的气魄。
钱理仁、王挤夫带队的政协考察组，是专门来了解海南的文化市场的，在三亚还开了个座谈会。我一直全程陪同。这一来是王部长是我在文化部时的老领导，老熟人，可以无话不谈，二来彩票和电子游戏，也确实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也正为此不得安眠。希望跟考察组取得一些经验。
13、彩票，彩票！
老实讲，来海南以前，我还不知道彩票为何物。来到海南，住进海南宾馆，在饭厅里，经常听到同僚们大谈股票的涨落，才慢慢略知一二。
直到有一天体育局长告急，才引起了我的重视。
局长说，彩票的发行，可是一件大事，它直接影响到体育事业的经费，不能让财税厅的福彩中心拿走！
我觉得，体彩和股票都是一个性质，属博彩业。国家批准发行体育彩票，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海南文体经费少得可怜，电视大楼几年没有动工，体育馆、大剧院至今没有踪影。体育彩票本来可救一时之急，如果被财税厅拿去统一管理，文体厅的四大建筑（体育馆、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岂不更加遥遥无期？！我知道财税厅已有统一管理的计划，这本来也不无道理，可我们从文体工作发展需要角度考虑，一定要积极争取！
怎么办？我们首先到国家体委去搬救兵。
国家体委主任（后更名国家体育总局）伍绍祖是我的朋友，我们还一起写过怀念周总理的歌剧，不久前，他刚从国防科委政委调任国家体委主任。
我和文化企业家张平赶到绍祖办公室，说有急事求见。伍主任正要外出，我们在门口拦住了他。我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听说事关体育彩票，绍祖二话没说，立刻回到办公室给海南省委书记写了一封长信。省委书记阮崇武是他在延安时的同学，这封信一定会起作用。我们拿着信去找省委书记，果然很快得到了批准。
有一次路过华山大厦，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正在兴高彩烈的举着手中的卡片兑奖，一问才知道是体育彩票开奖典礼。
我忙叫司机停下车买了几张彩票，虽然没有中奖，但心里热乎乎的，觉得我们总算为海南的体育事业做了一件好事。
很块，私彩也盛行起来。海南私彩，是本省彩票业的一大特色，为全国所独有。因为它赔率高、开奖快，因此颇受玩家的欢迎。因为是跟着公彩的号码开奖，因此对政府垄断的体彩和福彩都很受影响。有人主张禁止，可一直禁而不止，慢慢也就民不举，官不究，不了了之了！
随着彩票业的兴起，电子游戏的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有一天，省委书记忽然问我：昨天到机场接人，忽然看到机场路一下冒出那么多家电子游戏，你了解一下，怎么回事？我立即查问，并无不法，都是经政府批准在工商办了手续的，中奖的赔率，也都符合规定。我将调查结果向书记作了汇报，书记沉思片刻，忽然问我:“听说批一家要收5万块钱，有这事吗？” 我忙辩解道：‘绝对没有，全省电子游戏企业有2000多家，如果一家能收5万，每年就是一个多亿，文体厅的经费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是个人贪污，谁敢？早够枪毙几回的了！” 书记笑着说：“看把你急的，不过是有人反映。” 我正色道：“这可不能乱反映，请他拿出真凭实据来，真拿出来，我们保证从严处理，如果没有，可不能乱说！”
那时的电子游戏多数是有奖的，我从来没去玩过，但确实吸引了不少人去。但这样的场所，因为缺乏规范，难免鱼龙混杂，一时间出现一些不健康现象。于是，省里特别组建了文化稽查队，对文化市场随时进行抽查。
一位领导十分感慨地说: 深圳的经费，是海南全省的10倍，如果咱也有这么多钱，咱也能够搞好！
我有同感：同是特区，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一次，我去参加一在深圳召开的文化产业座谈会，会上，当地的宣传部长说：市里给我们一笔钱，我们的任务是，必须用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这笔钱是多少，在这里就不便说了！
很清楚，这笔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是别的省市没法相比。
我只好苦笑着说：我们海南的文化经费，也不好说，不过跟你们相比，原因是倒过来的！
当时觉得我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的想法很有道理，参观完几个地方之后，才知道自己错了！
14、擦边球
深圳宣传部长的发言一直响在我的耳边，扪心自问：和深圳相比，我们最缺的究竟是什么？
是钱吗？
当然是！金钱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电视塔，要钱；歌剧院，要钱；图书馆要钱，文化站要钱，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钱，没有钱，作为主要是精神消费的文化，简直寸步难行！
不错，这一点，我们和深圳的确有很大差距，甚至是望尘莫及。
但是，钱在哪里？钱从何来？只等政府拨款是不行的，还必须自力更生，多想办法。我终于想明白了，当前，我们固然缺钱，但最缺的，却是胆，改革者的胆！
人人都说改革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谁敢突破旧条条
小心你的乌纱帽！
深圳的改革，并不都是成功的，甚至不少是失败的，但他们紧紧抓住了特区的试验权，敢于打擦边球，错了就改，改了再试，抓住规律，勇往直前，总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大家都墨守成规，站着不动，永远也达不到光辉的顶峰！
第二天，友人主持会议，我发言说：广电部开会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实验”说：既然是特区，就应该给我们试验权，允许我们实验，海南孤悬海外，影响不大，实验结果，对了，也成不了大事；错了，也误不了大事；改了，也费不了大事。现在，我还要补充几句，也可以叫“快慢说”。改革开放，不能首鼠两端，犹豫不定，那样就会坐失良机。
快了，能成就大事；慢了，会耽误大事；不快不慢，成不了大事！以深圳的赛狗为例，他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现在公安部还争论不休。怎么办？这里的做法是，先干起来，将来如果错了停下就是。再看海南的赛马，财税厅在桂林洋搞了个试点，跑不跑，就是没人拍版，结果，几年过去，马都饿瘦了，马厩也塌了，还没定下来！中央不是早就明文规定海南可以搞大型体育赛事的即开型体育彩票吗，为什么不可以先试一下？
15、旅欧归来话赛马
感谢南方出版社宋木铎先生，安排我们到欧洲参加国际出版工作会议。我借此机会，夹带干了一点私活——访问法国马会。
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李魁伟先生和柬埔寨的佛朗索瓦先生，李魁伟做过情报工作，佛朗索瓦是位懂法语的华侨，国姓谢。我们都叫他老谢。他们都对海南的赛马有浓厚的兴趣。外方的牵头人叫狄龙，瑞士人，算这个团体的顾问，成员有法国马会主席等三人。我们和狄龙他们沟通比较困难，只有老谢能说几句法语。便充作翻译，有时狄龙热情洋溢的讲半天，老谢几句话就翻完了，很不过瘾。好在他们安排我们到法国马会去参观，我们便欣然前往。
马会坐落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大街上，一路有人引导我们上楼，很客气的递给我们一叠材料，最后才参观玩牌的现场。工作人员全是白人，玩牌的却多数是有色人种。我忽然想起专门研究彩票的同志告诉我的一个情况：当年在澳门，美国每年都要合理合法的拿走7000亿美金。我不知有关领导对此有何感想：我们是禁赌的，有的人却大张旗鼓的将赌资送于外人！韩国也是“禁赌”的，他们济州岛宾馆地下一层就非拿护照不得进入。我想：还是韩国人聪明，懂得赚外国人的钱。
马会的一大特色，就是要“国家管理，服务社会”。海南经济要发展起来，这条立法，不妨一试。劫富济贫，自觉自愿，何乐而不为？
马会主席介绍：所谓赛马，不过是马业经济的一种，还要包括育马场和马具场。只马具一项，海南便可以供应周边许多国家，而且供不应求。
狄龙是很看好海南赛马的，而且和马会主席接连来海南两三次，想将此事促成。我提出：先要建海南博物馆和大剧院，狄龙满口答应，而且很快设计出来。
正当此事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澄迈出了事，我被调离文体厅，这项工作便被搁置下来。如今，狄龙、魁伟都已去世，老谢不知所终，我也退休多年，海南赛马不知进展。何去何从，恐怕只能等海南立法再定了！
我认为，海南马会需要立法，也必须立法。至少要明确如下三点：
1、性质：海南马会，要由央企主导或有央企主导的行业协会主办，这样便能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为海南经济建设服务，为广大群众谋福利，符合习近平思想。
2、管理：海南马会要学习香港又不同于香港，要学会旧甁装新酒，采取拿来主义。凡是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做，要通过立法，臻于至善。
3、海南马会是新生事物，要允许其犯错误并改正错误。鼓励改革者勇往直前，避免再而衰，衰而竭。
欲知后事如何，且等拭目以待！
16、始作俑者
平地一声雷，澄迈出事了！
盈宾半岛的宾馆里，有人用电子游戏赌博，被记者反映上去，领导很震惊，命令严肃处理。
涉案人员自不必说，一律严惩不贷。还要追究领导的责任。县委书记是领导小组组长，首当其冲，受到责罚。
其实，他这个组长，是我推荐的，本来要我来当，我说，还是属地管理吧，于是县委书记便当了组长。如今，组长承受处分，我心里十分内疚。不过，我也罪责难逃，记者在文章里称我是“海南博彩的始作俑者”，原因是我在全省文体工作会议上讲话，同意各市县”打擦边球“，自然难辞其咎！因此，对我也采取组织措施，调离文体厅，回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
说我是始作俑者，帽子太大，实在愧不敢当，要说打擦边球，我确实讲过，而且至今不悔！
擦边球，贵在擦边，为规则所允许。它不是界外球，界外球会丢分，擦边球会得分，而且无可厚非！
擦边球有三大特点：快、巧、灵。
快，就是速度快。看准就打，不能犹豫不决，坐失良机。
巧，就是用力好。打到界外则受罚，打到界内则平平，只有恰恰擦边，才是好球。
灵，就是灵活运用。擦边球只能偶而幼之，次次擦边，就不灵了！它只能是辅助手段，而不能是主要手段。
总之，快才能扎住机遇；巧需要开安智慧；灵，需要掌握全局。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打好“擦边球”，才能用好特区的“实验权”。如果都是国家规定好的，都是按既定方针办的，还让你实验什么？还办特区干什么？
我认为，有的电子游戏场所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用好特区的“实验权”，就是因为没有打好“擦边球”，或者把擦边球错判成界外球。
有的人，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又想一夜暴富，又怕说他赌徒，因此，他们对正常的彩票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抓赌时宁左勿右，彩票业日益萧条。
博彩心理，古已有之。我们的体彩、福彩乃至股票，均属博彩的一种。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促使、引导其健康地发展，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这才是特区博彩业的必由之路。
17、曙光灿烂
我不是海南博彩的始作俑者。这顶桂冠，应该戴到比我高明得多的人的头上。
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支持海南特区的建设，曾经在岛内发行过一种“大彩票”，为一个企业家投资，政府发动群众购买的。后来，国家决定发行福彩和体彩，海南的“大彩票”便被取消，但这种彩票却转入地下，继续发行，因为赔率较高，又是借用国家彩票的尾号定期开奖，所以一直较受群众的欢迎，称为“私彩”。
现在的发行量是，体彩不如福彩，体彩+福彩超不过私彩。
因此，彩票改革势在必行。
怎样提高彩票的发行量呢？这是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难办，因为体彩和福彩都是全国统一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海南一个地方能够解决的问题。
一位专门研究彩票的朋友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仅仅澳门一地，每年都有7000亿美金被人家明目张胆地拿走，这怎么得了啊！”
是啊，我们越禁，他们生意越好，现在连“台独” 份子都想在金门妈祖建立赌场！
很显然，只采取掩耳盗铃或听之任之的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针锋相对，毅然决然对我们现行的彩票事业做一次彻底的改革！
位卑未感忘忧国。几位退休老人，聚集在一起，冥思苦想，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了一个似乎可行的办法。
简而言之，可称其为“嫁接法”，就是把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奖励机制和彩票发行的博彩机制嫁接起来。强化中国特色，进一步，将彩票发行作为宣传中华文化和和红色文化的平台。
可以动用行政的力量，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中华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有奖知识大赛，同时发行一种即开型彩票，作为奖品。得奖金越多，中彩率越高。
在此基础上，将文化奖的奖金和彩票的奖金捆绑起来，得文化奖者，势必能中彩票奖，二者额度相加，势必超过私彩。况且，这是以彩票做平台，普及传统忧秀文化和红色文化，既是精神文明建设，又要回馈社会，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原来的彩票有着本质的不同。
说说容易，做起难。要对彩票进行改革，既要熟悉传统文化，又要懂得博彩运作，更重要的，在拜金主义的熏陶下，投资博彩，企业家无不幻想立即获得暴利，谁肯对彩票进行改革？
还有，既是嫁接，就非一次可成，总需要先搞实验，搞实验，平台在哪里？经费由谁出？如此等等都是难题！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了曙光！
曙光在前，就要奋进！
这件事，如果有人说我是“始作俑者”，我欣然接受！
18、临别赠言
今天，是我上任以来最后一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我作为常务副部长主持会议。
在主席台上，回忆起几十年来的文化政治生涯，感慨良多！
会间休息，宣传部长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一次到中央开会，有人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今天开会，明天开会，会前会后，会上会下，到底会也不会？征求下联，无人对！我信口答道：我对下联：当面汇报，背后汇报，报多报少，报喜报忧，究竟报了没报？
众皆哗然！
回顾几十年来，我所写的文章不少，开的会议无数，其中，有多少文章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哪些回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只有等时间老人能够回答！
望着台上正襟危坐的书记，看看左右笑容可掬的同僚，我禁不住想起了最近改编的几句顺口溜：
钱到用时方恨少，
权到用时方很小，
上台方知亲戚多，
下台方知朋友好！
再见了，朋友！有空到寒舍聊聊！
友人说，你那对联，对的不错，我再送你一个横批：扬长而去！
众皆大笑。
我一身轻松，手舞足蹈，忽然想起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言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我还想起了苏东坡，想起了他千辛万苦兴办的东坡书院！
杨志杰简介：
杨志杰，男，河南滑县人。1940年12月生于河南滑县城关镇青龙街，父亲杨信一被叛徒吴兰田杀害，英勇牺牲。他自小与外祖母相依为命，母亲郑修吾跟随八路军部队教小学。他幼读私塾，后在城关和丁堤口村念小学，1953年——1959年在河南省道口中学（今之滑县一中）读初中、高中，其间58年曾参加县里在太行山的大炼钢铁，有多首小诗在县报发表。
1959—-1964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师从现代文学奠基人李何林和红学专家华粹琛教授。学年论文《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在《南开学报》发表，毕业论文《论红楼梦的继承与革新》在《红楼梦学刊》发表。
1964—-1985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85年一月被评为副研究员，编辑《文学评论》，主编《作品与争鸣》。主要著作有《横眉集》（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其中《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严重斗争》曾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按语发表，全国各报转载，中央台广播，党主席表扬，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对粉碎四人帮及其文艺思想，有较大影响。专著有：《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主题轮》（江西人民出版社版），《赵树理小说人物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诗歌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概论》（原载工人日报，海南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沧海人生》（南方出版社出版）记述了他与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交往及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吴晓玲等人的遭遇，其中有的章节在人民日报海外报发表，产生了一定影响。
1984—-1985，任青海省文化厅副厅长，研究员，创建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陶瓷研究所，组织和撰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雪压昆仑》和《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人民日报》发表，《青海日报》加按语转载，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5—-1988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1988—-1989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9—-1992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民间文学》主编。
1992—-2001经中组部调任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厅长、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已退休。
1998年3月24日时任省文体厅厅长杨志杰（右一）到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视察
